论中国人重“情”对社会消极影响.docVIP

论中国人重“情”对社会消极影响 　　【摘 要】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都是与人的情感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向来重情感，而且这种重情感的行为是在普通民众中盛行的，上层精英人物用理性去控制普通民众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情感带有明显的不自觉性，非逻辑性和情绪性。而本文将结合中西方哲学以及历史对中国人重“情”所带来的盲目性，复杂性以及不科学性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和说明，并且通过新闻史上几大报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当代社会的典型事例进一步论证中国人重“情”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情感；理性；小农经济；权威；关系 　　马克思曾说：中国“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既是君也是父，地方官吏也一样，而这种现象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存活的时间最为长久有关。小农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生产运作。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感情为出发点的，因此决定了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就形成了家庭式的父权制。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以父为大，父亲是权威，这样的思想深入到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甚至是这个国家。 　　从儒学来看，孔子从孝道出发，强调家庭和长辈伦理关系，从情感的角度去教化人。孔子认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一个人从他出生，就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从出生到老死，无时无刻都处于亲情、爱情、友情这些复杂的情感中，人的生活离不来情感的牵制。西方哲学中普罗坦格拉也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以西方理性思想的角度剖析中国社会，儒教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族伦理，它不以具体的宗教形式体现，却无时无刻牵动着中国的普通民众，因此而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切信任，所有的商业关系显明地建立在亲戚关系、纯粹的个人关系或者庞杂的关系网络中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复杂的关系网。 　　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在中国社会中，人常常都是为情感所牵制。例如，权威至上，迷信权威，不愿意去打破权威，不愿意去质疑，而且也不敢向权威挑战，一味地被动接受。如中国贯入式的课堂教学，父母与子女间的距离感，官员与民众的互动较弱，以及整个社会的思维活跃性缺乏，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在创新发明上一直落后于西方，更妨碍了国人理性思维的塑造，我们总是倾向于被动的等待，而不是主动的搏击。情感的牵制让我们变得盲目，分不清是非对错，也不愿去一步步去探求真理。近代杰出的中国报人邵飘萍一直被称之为“新闻全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怀着爱国之情与报国之誓，他坚定不移地反权威、反专制、反蒙昧，将捍卫言论自由当作一生的追求。当宋教仁被刺杀，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矛头直指袁世凯，当《汉民日报》馆被查封，他自己因此被逮捕时，流亡东京还不忘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当他成为申报记者，依然不顾生命安危，畅所直言，直击权贵，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他创办《京报》时，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无畏权威，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可是他还是触犯了军阀统治集团，惹毛了张作霖，最终被枪毙，年仅40岁。邵飘萍的结局悲惨，让人愤慨。如此正义凛然，大气豪迈的新闻从业人物最终还是逃不了统治集团的迫害，因为他触犯了权威。在那时的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一个敢和权威挑战的人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明哲保身渐渐地不敢说话，渐渐地越来越忍耐，就造成今天社会的很多病态现象，如纵容官员的腐败贪污行为，纵容地方恶霸横行霸道行为等等。 　　人们还常常这样分析，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极其复杂，父母与子女，领导与下属，同辈与同辈，长辈与晚辈，竞争者与合作者，个人与国家都错综复杂在一起。人们忙于处理并沉浸在人际关系中，理性的思考更加被搁置到了一边。人们无力去用理性的思维去判断这个事情的是非。中国人听得进赞美却接受不了批评，我们常常本着中庸的心态，害怕得罪他人，害怕伤害他人的感情而不愿意去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而报人林白水，恰恰与之相反，他一生追求新闻理想的同时，疾恶如仇，直言不讳。但是却被枪毙，悲惨至极。，闻一多先生曾说“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们，为了追求理想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而中国社会往往都是都是这样，毫不顾忌事情的理性，用情感去判断和抉择，最终导致了无数人的悲惨结局。 　　中国人重情感还表现在重浪漫主义色彩文化上，这有时候是不科学的。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写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浩瀚诗篇，气势磅礴却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赶超英美大炼钢的口号，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人生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