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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辩护制度革新 　　摘 要：2012 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多方面对旧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辩护制度的修改是浓墨重彩的亮点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实现了与《律师法》的有效对接，提升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了律师在实务中所面临的阅卷难、会见难、调查证据难等执业难题。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中有关辩护制度的一些规定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立法疏漏，缺少相关的权利保障性条款，而这些都会使辩护权的行使受阻。 　　关键词：刑事诉讼结构；辩护权；刑事诉讼法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不断扩大、加强的历史。[1]可以说，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程度的重要因素。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辩护制度的修改是一次重大的进步。但在进步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计上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原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在审查起诉之后才能委托律师作为其辩护人为其辩护，而在漫长且对刑事审判有重要影响的侦查阶段，律师只能以提供法律帮助的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帮助。该规定从根本上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范围，不仅使律师不能及时了解案情、调查证据，也为律师在之后的审判程序中处于劣势地位埋下伏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由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一系列权利不再是无本之源，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笔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是一个重大的立法进步。从宏观的角度上看，这一修改加快了我国有关对抗模式刑事诉讼结构的司法改革步伐。理论上，对抗模式的刑事诉讼结构中审判、控诉和辩护这三个基本职能应当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即控诉与辩护旗鼓相当，而审判始终保持中立。原刑事诉讼法将行使辩护职能的辩护人排除出侦查阶段，破坏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性，加之侦查活动具有攻击性、侵犯性等自然属性，这些因素都使被控诉人在对后续审判有着关键性影响的侦查阶段陷入困境。公权力一旦不再受制约或监督，对于公民私权利的侵犯就如猛兽一般。因为他们的不依法办事，要比一般社会主体更难以追究；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法治的破坏，要比一般的社会主体更为严重。[2]由此可见，在侦查阶段加强对被控诉人辩护权的保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刑诉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不仅有利于保障辩护律师的基本权利，还是制衡追诉机关，保障被控诉人权益的重要举措。从微观的角度上看，这一修改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问题，为由该身份衍生出的权利义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遇到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难问题提供解决的可能。 　　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利 　　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参与诉讼之后，基于这个诉讼身份衍生的诉讼职责应当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实体性辩护行为包括提出材料证明犯罪行为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犯罪嫌疑人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查阅案卷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等；程序性辩护行为一般是指辩护律师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不合法行为进行申诉和控告的权利、除此之外还有为被控诉人申请保释的权利等。[3]在侦查阶段涉及到阅卷、会见、调查证据等实体性辩护，均是为了后续的庭审工作准备的，并且对辩护律师的法庭辩论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律师在审前阶段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是刑事律师执业中的顽疾。新刑事诉讼法对三权相关条款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对改变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阅卷权 　　阅卷权是律师阅读、复印卷宗，核实相关证据，确认追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控是否可靠、充分，并在此基础上提早作出辩护方向、选择辩护路径。[4]与原刑事刑事诉讼法相比，新法将辩护律师阅卷范围从诉讼文书、技术鉴定等部分材料扩大到本案的案卷材料。这意味着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都不再被排除在阅卷范围之外，为辩护律师全面了解案情、开展有效辩护提供了保证。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四款规定，是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辩护权利，同时也是完善辩护权的亮点之一。该条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