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自证其罪”侦查讯问行为之管见.docVIP

自愿“自证其罪”侦查讯问行为之管见 　　【本期主讲】 　　吴克利，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讲师团成员，国家检察官学院职务犯罪研究所兼职副所长、兼职研究员、首批驻院教官，安徽滁州市琅琊区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核心提示] 在不强迫自证其罪的侦查行为规则下，如何履行贿赂犯罪证据提取的行为规则，根据贿赂犯罪证据体系的形成、证据的“提取”行为以及自愿“自证其罪”的行为规律，阐述了如何能够使贿赂犯罪嫌疑人自愿“自证其罪”的取证方法。 　　在贿赂犯罪的侦查活动中，犯罪证据的提取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证据提取的区别在于：“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类型是以言辞证据为主要特征的证明体系，因此，口供在对犯罪行为的证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我国的新诉讼法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规定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了侦查活动的行为规则――不强迫自证其罪，而作为贿赂犯罪嫌疑人又总是采取隐瞒犯罪事实、对抗侦查，不愿意自愿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这是贿赂犯罪侦查制度中的一对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要在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中，严格的履行不强迫自证其罪条件下言辞证据提取的行为规则，运用科学有效的侦查讯问行为，积极贯彻新刑事诉讼法条件下的侦查讯问制度。 　　一 　　贿赂犯罪证据体系的形成 　　贿赂犯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类型，它主要包括行贿罪、受贿罪及其介绍贿赂罪。贿赂犯罪在主体方面既有单位犯罪，又有自然人犯罪，其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物的关系。其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犯罪后的行为表现是他的隐蔽性和既得性。因为行为主体是由特殊群体构成的，其反侦查的意识和能力都比较强，在收集证据上给侦查带来极大的难度。因为权钱交易的行为特征，使犯罪证据形成体系并体现了固有的属性，言辞证据是他的重要属性特征。证据是揭露犯罪的基础和前提，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贿赂物是贿赂案件中的核心证据。而要使贿赂物能作为直接的、直感的证据得以证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贿赂物是没有归属性质标签的，合法的物与非法的物，其本身是没有性质标签来区别和证明的，而必须要通过法律赋予的有证明资格行为人和知情人的确认，才能证明该物品的性质，才能使的证据形成，这是贿赂犯罪独特的证据证明体系。从犯罪证据的特征来看，均包含着言词和实物，而在贿赂犯罪中比较突出的行为是“一对一”的证据处境，贿赂行为本身是很难形成直接证据的，如受贿人是不会打收条来收取财物的，这就是说除贿赂的物品之外，只能依靠行、受贿双方用言辞来确认，是贿赂犯罪物品，以此受贿物转化为贿赂犯罪证据。 　　贿赂犯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刑事犯罪活动，其作案手段的隐蔽性造成了取证难，这是长期困扰着侦查工作的难题。首先是证据的单一性。从贿赂犯罪实施过程来看，行贿人和受贿人是“一对一”的形式，钱款与无形权力的交易，是这种犯罪的特殊性，于此决定了它不像大多数犯罪，都有两种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锁链。侦查实践中，犯罪的依据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证据较为单一，只要贿赂双方有一方不承认贿赂行为，那么因为缺失的证据，就不能有效的证明犯罪。其次是证据的互动性。在贿赂犯罪中，无论是犯罪嫌疑人供述或是行贿人证言，既能起到自证的作用，又能起到互证的作用。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供述既能证明自己是否受贿，又能证明对方向自己行贿。反之，行贿人的证言既能证实自己是否行贿，又能证明对方是否受贿。再有是证据的异变性。贿赂犯罪证据的单一性，表明除受贿人和行贿人的供述与证言外，大都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供述或证言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感受和客观环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或行贿人在侦查阶段、公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的供述，均可能出现不一致、出现翻供，甚至供述截然相反，表现出了言辞证据的异变性。最后是直接证据的贫乏性。从侦查实践中看，受贿者为了保证其受贿行为不被暴露，经常会出现“四不收”的情况，即不是现金不收、要写字据不收、第三者在场不收，不信任的不收。加上难以辨认贿金，案件的原始证据的保全与收集困难大，导致可以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贫乏，难以直接有效的证明犯罪。因此，贿赂犯罪的证据大多依靠受贿人、行贿人、介绍贿赂人的语言供述来确认贿赂物的性质，达到对贿赂犯罪的证明。这种特有的证明方法，促进了贿赂犯罪证据体系的形成。 　　二 　　贿赂犯罪证据的“提取”行为 　　贿赂犯罪的言辞证据的提取，是通过侦查讯问来实现的。讯问就是在诉讼活动中的语言交流行为。诉讼活动中涉及到讯问的有侦查阶段、公诉和侦监阶段、审判阶段。但是，这三个阶段的讯问方法都不同。首先是侦查阶段的讯问，侦查阶段的讯问目的是提取犯罪证据，为什么称之为提取犯罪证据而不称之为收集犯罪证据？提取行为与收集行为的区别？提取表现为他的主动性和他的过程；收集只表现为他的结果，表现为他的被动性，这就是提取犯罪证据与收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