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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等到美好社会来临,才做美好人 　　公民主动地参与到立法的全过程中，中国的法制建设就会更好。 　　熊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轴”的人，甚至连“理想主义”这样诗意的褒义词，他也敬谢不敏。他觉得1997年的那个举动，于他不过是自然而然。 　　那一年，湖北荆门热电厂的普通工人熊伟写了一封万言信，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关于打拐、关于解决公款吃喝问题、关于希望工程的建议寄给北京的大领导。石沉大海。如是三回，换别人早就偃旗息鼓，他却较上劲：再没有回应的话，就起诉！终于他收到一封挂号信，说建议书已经转给相关部门。“如果我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理解他们无暇给我答复。” 　　一个偶然的机会，熊伟认识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从此，他开始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通过人大代表，依靠法律，把自己的建议变成现实。 　　八年后，他成立了民间智库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公民依照法律，参与立法。 　　“公民主动地参与到立法的全过程中，包括立法计划的提出，法律建议稿的调研及撰写，法律实施的监督等，推动有关部门来考虑这个问题，给法律起草部门提供参考。如果更多的人和我一同参与进来做，相信中国的法制建设就会更好。”不要等到美好社会来临，再做一个美好的人。美好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美好的人构成的。 　　参与立法 　　《中国青年》：你最初是怎样参与立法的？ 　　熊伟：我通过湖北省人大的一个朋友认识了湖北随州的农民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国，把自己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给了他。刚开始我都不清楚议案和建议有什么区别。后来慢慢知道，议案应该怎么写，建议应该怎么写。到了2002年，我开始真正提议案。那时候两会上提上去能够正式成为议案的，可能就是一两百个。2002年我有两个成为正式的议案，一个是关于打拐，另外一个是关于审计法修改。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熊伟你不容易啊，你有两个被提为正式议案了，我们全省都没有多少。有代表觉得我的议案不错，就介绍别的代表给我。后来我和很多人大代表都有合作。 　　《中国青年》：为什么要成立“新启蒙”？ 　　熊伟：2005年我成立了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我觉得能够“参与”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住处，那个地方以外来人口为主，百分之八九十是外来的人员。他们的选民登记很困难，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是要你在户籍所在地的人大或者是原选举机构开具选民资格证明等等，一般谁愿意回去开啊，很多家里人是农村的，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开。我就想到应该建立一个全国选民登记管理系统。建立全国的选民登记系统，依托户籍管理系统，几亿非户籍人员的选举权就可以得到解决。 　　《中国青年》：据我所知，“新启蒙”现在在北京和乌坎各有一个图书馆。为什么要建设图书馆？ 　　熊伟：图书馆是我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传统的增加就业的观念是通过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我就想如何创造公益就业岗位。比如说一个社区公益图书馆假设图书管理员一个月3000块钱，我现在发起一个活动，公民月捐50元，60个人就创造了一个图书管理员就业岗位。这种方式创造的就业岗位更是可推动社会进步的。全国每个社区都应该有一个民间的公益图书馆，全国大概差不多有80多万个社区，包括农村的村委会，你这不就可以有80万个图书馆，那至少就可以创造80万到100万个就业岗位吗？类似的还很多，我们还应该有更多的社区音乐老师，书法绘画老师等等。创造公益就业岗位，推动社会进步，这样一举多得。 　　乌坎智囊 　　2011年9月，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村民因不满土地出让及村民选举等问题引发的“乌坎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2月，作为选举和农村基层自治专家的熊伟来到乌坎，直到2012年3月5日村委会选举结束，才离开乌坎，为村民提供选举咨询和法律指导，成为乌坎“智囊”。在他的建议下，设计出“自荐与他荐”选举乌坎村选举委员会的方式，还在选举中创造性地采用了秘密投票箱和特别布置了选举会场，尽可能保障了选举的公正公平。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认为，熊伟不仅是提供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代表社会组织介入治理，不论他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中国青年》：作为外来学者，乌坎人为什么会请你协助他们？ 　　熊伟：我是从媒体的报道中知道“乌坎事件”的。后来通过朋友和乌坎村民联系上了，我就去了乌坎。我和林祖銮谈得比较实在，谈了很多具体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林祖銮说，你来得太好了，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专家，就留我住下了，给村民出谋划策。 　　《中国青年》：你对乌坎的选举做了哪些工作？ 　　熊伟：第一是普及村民自治法律知识。乌坎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程序不熟悉，我的第一步工作是传播村民自治知识。我撰写了《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宣传材料》之一至之九和其他一些宣传材料，由林祖銮先生审定后，和村民骨干一起到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