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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比大学生态学说倡导者 　　1904年，埃里克.阿什比出生于伦敦。他早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皇家科学学院。1929年，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31年到1938年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担任讲师。1938年，前往澳大利亚，担任悉尼大学植物系主任，后成为澳大利亚驻莫斯科的科学专员。1946年，阿什比回国后担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长。这一时期的阿什比因推动科学发展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爵位。随后，阿什比又担任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人长达8年之久。1967到1969年期间，他出任剑桥大学副校长。按照英国大学的传统，大学校长一职只是个荣誉职位，副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能够成为剑桥大学的领导者，表明他在英国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威望。 　　他对现代大学提出诸多颇具见地的理论，在《大学的社区》《技术与学术》《任何个人致力任何学习》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大学生态系统论”“科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大学移植观”等诸多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提出大学生态系统论 　　阿什比的众多教育思想和观点中，最具独特和创新性的莫过于“大学生态系统论”。在生物学研究的启发下，他对各发达国家进行了教育的生态学研究，运用生态学告诉人们“大学是怎样发展来的”和“大学应当如何发展”这两个重要的教育命题。 　　在生态学视角下，阿什比提出了“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的观点。他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内部有其发展的内部传承，这便是“遗传”，外部有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便是“环境”。“遗传”主要是指本国的社会背景，同样的“环境”结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便形成了各自国家大学的类型。例如19世纪的英国大学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陶冶，当德国自然学科课程传到英国时，英国大学从未接受过。但是德国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传到美国的大学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便是不同的社会背景造成不同大学类型的原因。 　　另外，阿什比提出所有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路径，即“抛弃传统”和“自我调节”。当“遗传”遇到新的“环境”时，大学系统便会出现失衡。这时大学系统必须作出一些回应，回应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直接抛弃传统，迎合新事物，另一种是自我调节，来适应新环境。而纵观各国大学的改革，大部分都是放在适应社会需求上，对于大学的“遗传”比较忽视，以致出现了很多以牺牲文化传统为代价的高校改革的失败案例。 　　阿什比是第一个将教育生态学研究带进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学家，引领了独特的高等教育研究道路。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像他这样完成了如此成功的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他运用生态术语对大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动态的描述，使原本呆板的教育研究变得生动形象。他所创造的新颖的教育研究方法，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倡导科学与人文融合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技术，就可以驾驭世间万物。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露：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的淡漠等。反射到教育领域，原本以培养完美人格为最终目标的教育，在这一时期却成为服务于技术发展的工具，教育的内容、方法、组织等各方面都处于功利主义思想的笼罩下。 　　在这种大背景下，阿什比提出了自己的“科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谓科技人文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要以人文精神引领科技发展。反映到教育上，就是要融合人文精神于科学教育，以此来缓解科技发展对人性造成的扭曲，赋予科技教育人格化内容。 　　阿什比认为，科学教育需要的是专业化，而文化需要共同核心。能够将二者协调的方法就是“在科学教育中增设人文科学，并且要着重阐明科技的成就在伦理道德上和社会生活上所产生的后果”。阿什比曾以制作炸弹和建造房子举例，如果教育中只告诉学生制作炸弹和建造房子的方法，却不告诉他们在制造炸弹和建造房子之间如何选择，那科学教育自身就不能保证人类一定会将科学技术用于造福人类的目的上来。 　　他指出，教育的宗旨就在于培养出能洞察学科间知识相互联系的人，培养出文理兼通的“完人”。他再三强调，每个人都会从事开发自然界的活动，所以必须要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同时，每个人都会有社会交往，都会与他人打交道，若要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就必须通晓人文知识。对于“科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课程上的具体实施，阿什比采用“核心辐射”式的课程设置，即以学生主修专业为中心向外辐射，开设与专业相关的人文社科课程。他曾举例说，如果让一个学物理的学生去听西方文化遗产的课，他可能会很不耐烦。但是如果让他听物理学在历史上对社会的贡献，或者物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之类的课程，那他可能就会兴趣盎然。为此，阿什比设计了一个包括伦理学、法学、政治理论、工业心理学等课程在内的人文课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