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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职务犯罪刑法完善 　　【摘要】 我国刑法针对职务犯罪一般采用严厉惩治的方式进行，但是在具体的惩治制度以及措施上人存在诸多不足，笔者针对现有刑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学习，力求职务犯罪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职务犯罪；立法缺陷；罪刑体系完善 　　一、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缺陷 　　（一）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的罪名不完备 　　我国《刑法》以及最高检和最高法执行刑法确定的罪名来看，我国关于玩忽职守型和滥用职权型渎职罪的设置存在不协调问题。有的只规定了滥用职权罪的行为方式，有的只规定了玩忽职守罪的行为方式。立法者对此两类犯罪的部分犯罪同时规定的话，也应当对其他具体的犯罪一视同仁。一般法条规定两种渎职行为方式，那么特殊法条也应当相应的规定两种渎职行为方式。 　　（二）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存在不协调问题 　　1、法定刑设置不协调。 　　我国刑法397条关于渎职罪的法定刑幅度根据严重度不同分为不同层次：但是，现行刑法关于几种具体的渎职罪规定来看，法定性的设置存在不协调问题。例如：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这些罪名都只是一个基本的法定刑幅度，并没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法定刑幅度，这与一般条款的第397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不协调。因此，立法机关修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法定刑，完善渎职罪的刑罚处罚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2、职务犯罪缺乏相应的资格刑规定。 　　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对职务犯罪规定一定的资格刑。而在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刑法典都对渎职犯罪行为人剥夺一定政治权利的处罚规定。而在我国，受过刑罚处罚的人不能再担任某些职务，但是仍旧可以从事一般公务，从而可能再次犯罪，有必要对部分故意实施渎职犯罪的公职人员给予资格刑上的限制。 　　二、我国职务犯罪的罪行体系完善 　　（一）罪名体系的完善 　　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共出台了八次刑法修正案，都随着社会的需求在不断的增设罪名和扩大入罪范围，刑法也在与时俱进的伴随着新型犯罪的产生，但是入罪口径相较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说相对偏狭，难以与国际上的做法相一致，既影响了国际合作，也制约了国内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进程。 　　《公约》及相关组织对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做出了相关规定，为各缔约国改进国内立法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同时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人员受贿罪，既能够和我国刑法对国内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相协调，又便于国际司法协助的开展。 　　（二）对构成要件的完善 　　1、扩大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财物”，而对于没有直接表现为采取的贿赂行为并不以犯罪论处，如此举措严重的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公约》中规定：贿赂即为“不正当利益”，包括提供有益信息、色情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我国关于贿赂对象范围相对过窄，由于这些非财产利益是我国新型的贿赂对象，因此，将之入罪既可以符合《公约》要求，还可以打击此种新型犯罪形式。 　　2、扩展行贿行为的类型。根据《公约》规定，行贿罪的成立，一般规定无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具有许诺给与，提议给与或者实际给与中任意一种行为均可以构成贿赂犯罪。而我国刑法对于行贿行为方式的规定只是笼统的使用了“给与”一词，而这种“给予”也只是实际的交付。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参照《公约》中的行贿行为将行贿行为细分为三种方式，以贯彻《公约》中严厉打击行贿行为的立法宗旨。 　　3、取消贿赂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附加型条件，虽然我国刑法中对此类犯罪做了规定，但是从实际上来看，该规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借口。笔者认为，应当取消这一规定，该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三）刑罚配置的重构 　　1、规范量处刑。1997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以及量刑幅度改采刚性的具体数额标准，使得量刑得以简单化，但是这一量刑模式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它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量刑档次也没有体现出犯罪情节，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而且立法上的模糊性也增加了量刑的难度和随意度。因此，应当规范量刑模式及相关措施。 　　2、完善附加刑。 　　（1）扩充自然人职务犯罪的罚金刑。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只对对单位行贿罪和受贿罪规定了罚金刑，但是，对自然人职务犯罪较重的才附加没收财产，这是立法上极为重要的缺陷。笔者建议对所有侵财型职务犯罪均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使犯罪分子深感财产刑的严厉，通过警戒对潜在的犯罪人起到预防作用。 　　（2）加大对自然人职务犯罪的资格刑的完善。现行刑法附加剥夺权利主要表现在死刑、无期徒刑的罪犯，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类的犯罪方能剥夺其选择权、被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等权利，但不剥夺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显然这并不具有预防性。笔者认为，对个人可单处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