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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民间对开发西北舆论研究 　　摘 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紧，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做长久备战的准备，如何建设西北之地，开发西北，以此来巩固后防，提上了国防建设的日程。而在此之前，民间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西北一隅的重要地位，纷纷发表言论，为开发西北建言献策。 　　关键词：开发西北；社会团体；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33-02 　　一、社会团体对开发西北的舆论准备 　　马鹤天早在1924年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华西北协会”，并创办了《西北半月刊》（后改为《西北月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困怵于边事人亟，外侮堪虞，于是，举国一致有开发西北之议；国内研究边事之团体与书报亦风起云涌，竭力鼓吹”[1]。这些民间自发组织的社团，以介绍西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民俗经济的现状为主，为开发西北作准备。这些社团主要集中于南京、上海、北京三地，据时人统计，“三十有七”[2]。首都南京规模最大，有西北周刊社、开发西北协会、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北文化社、西北刍议社、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等，上海有西北公论月刊社、西北问题研究会等，北京有西北研究社、西北杂志社、西北公学社、西北论衡社、西北春秋社、西北协社等等。就连民国中央也认为开发西北协会，“协助政府开发西北，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为目的的文化学术团体，目标远大，组织健全，有迅速组织的必要”[3]。国民政府对西北越是重视，国民发展西北社团越是积极。 　　其中开发西北协会的宗旨是：向社会宣传开发西北的意义，通过调查西北各省的风俗、军事、交通、农业、畜牧、矿业、文化事业等现状，结合会员专长对某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根据研究或实地调查结果拟具开发西北的各种方案，以便促进开发，达到繁荣西北的目的。而西北文化促进会就以研究西北社会问题、发展西北实业、促进西北文化为宗旨。“一个地方，若教育不振，文化未有不落后的，”因此必须教育先行[4]。这些社会团体虽然宗旨不尽相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开发西北，促进西北的发展与繁荣，最终达到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应对指出，这些协会在加强行业和地区间的联系交流，指导国民认识开发西北的意义极其重要性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些民间组织和文化学术团体风起云涌，但是它们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因为缺乏国家政权的权威和强制。 　　与此同时，当时的著名刊物《大公报》、《东方杂志》等，也相继发表了宣传西北和研究西北的政论。以开发西北为编辑方针、且作为各社会团体舆论阵地的报刊也大量涌现，如《西北》、《新亚细亚》、《开发西北特刊》、《西北研究》、《边事月刊》、《边事研究》、《新中华》、《边铎》、《西北问题》、《边疆半月刊》等相继创刊出版。这些刊物的宗旨都是研究西北和开发西北。在他们看来，“发展西北非少数人所能成功的。国人要踊跃参加，多方指导。”[5] 　　20世纪30年代很多社会人士关注西北开发，到西北去的热情异常高涨，但是这种想要建设西北的热情背后却是对于西北实际情形的陌生和无知。1931年12月18日《大公报》向人们传播了开发西北的最初信号，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指出建设西北不可一蹴而就，首要任务是发展交通，必须尽快完成西北的陆路交通和空中交通。并警示全国国民要齐心协力，注意西北的经济发展，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6]。《大公报》的记者不惜艰难险阻，从1932年至抗战爆发前，对西北很多罕为人知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大量关于西北民情、景况的长篇调查报告、视察记、特写、游记等，呈现了一个内容丰富，场景广袤的西北。 　　《西北研究》在其创刊词中也明确指出：“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西北；要建设西北，必先开辟西北交通路线。”[7]可见，欲开发西北首建设交通，成为当时的一致共识。《新西北》把对西北民众普及科学知识作为办刊目的之一。《开发西北特刊》在其发刊词中呼吁，“应该振作精神，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消弭世界残酷的战争，我们实有巩固开发占全土四分之一而人口稀少的西北大高原之必要。赶快到西北去吧！”[8]《新疆半月刊》在其创刊号发刊词中表示，其办刊宗旨在于“促醒醉生梦死的国魂，发扬沟通民族的精神……御侮图存，群策群力，挽此浩劫。”[9] 　　这一时期以《开发西北》为代表，主要介绍西北各省的情况，研究西北存在的问题，鼓吹相应对策及开发事宜，“国内市场上看见许多关于边疆的丛书和刊物”。可惜的是，大多数社会团体都只是昙花一现，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在内地的很多社团报刊都在抗战爆发前解散或是停刊。这些社会团体和报刊在当时起到了舆论宣传、理论探讨、启发民智、提供参考和督促政府行动的作用。由此而引发了一批人和一些团体到西北考察访问，人们对西北的认识更加清晰。过去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