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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接受与传播 　　摘 要：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延续至今）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接受与传播路径的梳理与反思，可以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一些内在发展规律。本文将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蓝本，着重探讨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路径及其所折射出的文学作品在他国批评与接受的演变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俄苏；“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受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84-03 　　所谓俄苏红色经典是中国文坛特有的称谓，在它的源语国、即当今的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的术语。红色经典的提法源自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当时一批传统的革命题材歌曲、小说、戏剧、影视节目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带有革命、牺牲和胜利寓意的“红色”一词与“经典”相结合，红色经典的术语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学者陈建华教授在谈到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俄苏“红色经典”时归纳出其四个特征：“1.与社会和时代联系紧密，往往具有较为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2.表现新时代和新世界，突出新主题，塑造无产阶级新人形象；3.作者主要是一些曾投身革命运动的作家；4.作品在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1]本文基本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只要符合上述特征的作品都可列入红色经典的范畴，即使从纯文学意义上来说，有的作品还够不上“经典”之称。 　　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延续至今）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接受与传播路径的梳理与反思，可以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一些内在发展规律。在俄苏“红色经典”中，就其影响力度及延续时间而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与讨论的作品。本文将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蓝本，着重探讨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路径及其所折射出的文学作品在他国批评与接受的演变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一、改革开放前30年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一）上世纪50年代依赖性的全盘接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纷纷与中国断交，想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只有苏联给予了中国全方位的支持。由于有着相同的思想政治体系与组织建构，也由于年轻的共和国尚未形成自己系统的文艺理论观与成熟的、等英雄人物成为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2]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富曼诺夫的《夏伯阳》、奥斯特洛夫斯基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文艺作品，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对俄苏“红色经典”采取了依赖性的全盘接受策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中国翻译出版苏联科学技术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就达5183种。苏联的文学名著在中国广泛流传。保尔、卓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以及《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金星英雄》等成为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目，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激励着我国千千万万的青年走上了保家卫国、富国强民的建设之路。同时这些作品也影响了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当代作家的成长，他写道：“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同时他认为：“苏联文学在中国曾有的巨大影响，这不但是无法否认的，而且是事出有因的。”[3]卞之琳等指出：“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和为它献出生命的决心的宣扬，决定了苏联文学的教育力度。”[4]这些表述形象地传达了俄苏“红色经典”所具备的强大的精神内涵。 　　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这部作品以保尔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战士为主线，全书处处洋溢着保尔坚定的革命性、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恰恰契合了当时时代的主旋律。他有关人生的名言早已融入读者的血液之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长。无怪乎学者丁帆写道：书中的箴言“已然成为几代中国人的价值坐标，它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一种20世纪的民族历史沉淀，是轻易不能抹去的近乎宗教的情绪。”[5] 　　（二）上世纪60-70年代日趋冷淡的选择性接受 　　赫鲁晓夫上台，中苏交恶。随着外交政治关系的趋冷，中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也逐年减少。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文学作品，1964年以后，俄苏文学作品一律从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消失。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切中外文学作品均被打入冷宫，其中包括最正统的俄苏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973-1976年的文革中后期，《母亲》、《毁灭》、《铁流》、《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少数几部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