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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条件理解与适用 　　本文案例启示：对逮捕条件的理解和适用，需要司法者心存正义，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并遵从由客观到主观、由一般到特殊、由形式到实质的逻辑思维，对具体案件进行判断。对社会危险性的把握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对迳行逮捕的适用要综合全案证据，考虑行为的手段、对象和造成的后果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文义解释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体系解释、当然解释等论理解释方法。切实贯彻少捕、慎捕理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引言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对逮捕条件进行了细化，基本上完成了从自由裁量主义向严格规则主义的转型，给司法实务界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但是，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犹如作曲家和演奏者的关系一样，当立法者以确定的、封闭的形式将法律规则交给司法者加以运用执行时，司法者便会主动去发挥，这些规则就“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不是要求在一定方向之内使之再生、在一定方向之内加以理解的作品，而是一种‘开放的’作品，是演奏者在对它进行美学欣赏的同时去完成的作品。”[1]也就是说，司法者会根据变动不居的生活事实，对灰色的法律规则和理论进行符合生活事实和正义观念的解释，因为“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2]对逮捕条件的理解和适用也逃不出根据不同的案件事实对其进行符合正义观念的解释和适用的宿命。 　　二、一般逮捕条件 　　刑诉法第79条第1款和刑诉规则第139条第1款对一般逮捕的条件进行了细化，明确列举了五种法定情形，应当说，其可操作性相对于79年、96年刑诉法来说明显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立法已尽善尽美。对法条列举的几种‘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的判断，依然可能给司法实务部门的适用带来困难。”[3]特别是侦查机关系统内部有关打击数、批捕率等指标考核因素的存在，使得侦查机关经常在社会危险性的把握上与检察机关存有分歧。 　　[案例一]2012年5月，杨某与周某、李某三人共谋以经营洗浴中心为名组织失足妇女卖淫，先后聘请王某、冯某等担任经理，唐某等担任收银员，并招聘、组织近20名失足妇女在洗浴中心从事卖淫活动。2013年2月26日案发后，杨某、周某、李某三人积极销毁失足妇女的卖淫记录、营业收入记录等账本，在抓获时，王某、冯某则迅速跑到正在进行卖淫嫖娼交易的四个房间敲门，并大喊警察来了，试图让嫖客和失足妇女逃跑以毁灭证据。唐某在混乱中逃跑，公安机关对其上网追逃一个月后将唐某抓获。经查，该6人均无故意犯罪记录。 　　上述案例中，杨某、周某、李某、王某、冯某等5人在案发后积极毁灭证据的行为，除其本人供述外，还有同案人的相互指证，即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该5人实施毁灭证据的行为，符合刑诉法第79条第1款和刑诉规则第139条第1款中的“可能毁灭证据”的规定，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应当予以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对于这一点，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认识不存在分歧。存在分歧的是唐某的行为是否符合应当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侦查机关认为，唐某在案发后趁场面混乱之际积极逃匿，符合“企图逃跑”的规定，应当予以逮捕。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唐某并不符合应当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一是唐某在杨某等人涉嫌组织卖淫一案中，起到的只是协助作用，不是该案的主犯；二是其在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指证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三是虽然在侦查机关尚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积极逃跑，但并不属于“企图逃跑”的规定，以犯罪行为实施后行为人呆在原地等候侦查机关将其抓获的“苏格拉底之死”式的“圣人”标准来要求一个生活于经验世界当中的世俗之人显然过于苛刻，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同样存有分歧的还有其他四项关于社会危险性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比如对连续作案、现实危险等如何理解，何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社会秩序等。 　　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律规范所列举的五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应当心存正义观念，目光不断往返于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应当科学合理地设定考核项目，杜绝“不考核、不办案，一考核、乱办案”这一怪异现象的发生。在对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逮捕进行适用时，应当建立在一定证据或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仅凭主观臆测。这就需要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即侦查机关提请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适用逮捕措施，除必须提供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只要具有社会危险性就要采取逮捕措施。比如，对一些罪行虽然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也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4]这就要求司法者在对一般逮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