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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留守到流浪农村孩子
从留守到流浪农村孩子 背井离乡的父辈,是车间和工厂之间居无定所的“成年的流浪者”;他们留在故乡的子女――“留守儿童”中的一部分,成为新一代的流浪儿。在流浪儿童看来,流浪是比留守更好的生活。 接近九成流浪儿来自农村 14岁的夏雨已经流浪4年。最近两年,在贵州毕节,一个由砖头、废纸板、塑料布、发黄棉絮和腐烂水果堆积而成的狭小窝棚,就是他的家。夜晚,夏雨睡在这里。白天,他在洪南路水果市场打工,搬运整箱的水果与饼干,每天赚20块钱。 为什么流浪?第一次问夏雨这个问题的,是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夏雨,夏雨也问过街头新出现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没有家,或者家里的生活还不如流浪,又或者只是因为父母打了自己一顿。 你父母呢?夏雨没有父母,没有户籍。2012年11月27日晚,他被几个警察从窝棚带走了。最初,这个少年不愿离开并尝试逃跑。后来,他知道了背后的原因所在――毕节5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的死亡,让整座城市尴尬且疼痛,一场流浪儿童搜救运动由此开始。 人们也突然发觉,这片深藏于贵州西北乌蒙山区的土地,静悄悄生存着数量众多、无人知晓的流浪儿童。 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曾对贵阳市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在其调查的500余名流浪儿童中,来自毕节的流浪儿童有189人,占总数的37.6%。这些孩子大多由乡村流出,进入毕节及贵阳市区,再如涓涓细流般涌入东部的繁华城市。 余丹在长达半年的调研中,与同学每日游走在车站、商场、桥洞、废弃楼宇,与流浪儿童们交流。他们的调查显示,接近9成的流浪儿童来自农村,接近6成的流浪儿童依靠捡垃圾为生,缺少最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 全国到底有多少流浪儿童,并无确切数据。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曾推算,当时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 2012年11月28日,夏雨被送进毕节七星关区福利院。随后一周,福利院陆续接收了十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又迅速由其亲属接回。人们希望回乡之后的孩子,能够告别破损与失落,重启人生并安稳成长。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从被遗忘的境遇里打捞后,夏雨重又陷入被搁置与悬空的困境:母亲10多年前就已离开,父亲则于4年前获罪入狱,无人能够领走这个甚至尚未落户的孩子。夏雨只能继续停留在福利院里。他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小棚屋:“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觉得大人们也不知道。” 14岁的孩子因何已流浪了4年 流浪4年了,夏雨已不记得父亲夏美华的模样。他并不记恨那个永远佝偻着腰、皱着眉头的父亲:“他只是想着赚钱,最后成了我一样的可怜虫。” 1998年,夏雨出生在毕节海子街镇鸭子塘乡。他出生未满月,还没领结婚证的母亲便独自逃离了这个山高坡陡、土地荒芜的破败乡村。靠讨“百家奶”,夏雨长到4岁。2002年,父亲卖掉了靠树干支撑着的残破土屋,带着儿子来到了毕节市区。父子进城后,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内。父亲成了一家私人煤矿的司机,终日奔波在深山煤矿与遥远城市之间,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家。夏雨在孤独中成长,5岁就学会了做饭、洗衣、照顾自己。 那时父亲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钱。两年后,夏雨被送进了城里的一家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要500元。每次父亲掏出学费给儿子,总会加一句话:“要读书,老婆才不会跑。” 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一次车祸让父亲摔坏了右臂,无法再扳动方向盘,也击毁了他仅存的信念和尊严。父亲开始酗酒,用竹条殴打儿子,整日在城市游荡。偶尔回家,丢下几百块钱,旋即消失不见。夏雨也没有再去读书。挨饿时,他学会了捡垃圾,并熟练记住了玻璃瓶、废纸、塑料的分类方法与价格。 数年间,父子俩就像这个城市里的陌路人。直到2008年,警察找到正在屋里烧饭的夏雨,告诉他:“你爸爸跟人混,卖白粉,被抓了。” 夏雨在出租屋里待了半年,直到交不起房租,房东停了水电。10岁的他卖掉了电视、锅及所有家当,揣着几百块钱,从此流浪在毕节街头。 管理者余洋认为,因贫穷而产生的无力与无知,是儿童被忽视乃至被虐待的直接原因。无论是在田头劳作,或是在城市打工,这些负担沉重的父母丧失了照料子女的能力及意识,最终使缺乏约束的孩子步入混乱街头。 流浪中的冷暖 流浪两年后,夏雨选择在毕节洪山路落脚,搭起了窝棚。一些街边闹市的流浪儿童和附近私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成了他的朋友。他说:“在街上,才觉得自由。我喜欢吃街上的饭。” 夏雨曾发烧到40度,是四五个小伙伴每天给他送饭,到街头讨钱,背着他去看病。他们也曾结成联盟,保护一个60岁的老爷爷免受欺负,老爷爷则将讨来的饭菜作为回馈。伙伴们也会积攒一笔钱,坐6个小时的车到威宁,去看群鸟齐飞的草海。 街头是这群流浪少年最好的课堂,夏雨慢慢窥见了世界的规则与冷暖。在银行、酒店、商场,意味着被驱逐与歧视;而洪山路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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