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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自我批判论卢梭与启蒙运动 　　摘要：在现代政治思想中，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启蒙思想与卢梭思想的关键。卢梭在分享启蒙运动基本前提的同时批判了启蒙思想。卢梭与启蒙哲人在生存境况、知识与德性关联、宗教问题方面的交汇与分歧为我们提供了卢梭思想实质的重要面向。而卢梭对德性基础的追问使启蒙哲人的社会思想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从而为现代社会建立了不同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生存处境；知识；德性；宗教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3―0020―06 　　启蒙运动已经过去近300年，现代人仍不可能不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反向的，还是中立的。启蒙上接文艺复兴，下续法国革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革命。现代社会的人们仍在无形中接受或拒绝启蒙的遗产，仍生活在启蒙规定的生存境遇中。但启蒙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启蒙自身处于启蒙与反启蒙的内在对抗中，思考启蒙与反启蒙之间在生存、知识与德性、宗教问题之间的歧出有益于我们重新审视启蒙，重新审视现代社会原则的困境与界限。 　　一 　　要领会启蒙运动，首先应该关注启蒙哲人的生存处境，他们的现实生存处境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想反应，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内容，而反过来他们的社会现实导致了他们的生存处境。 　　从整体上来看，启蒙哲人的处境令人鼓舞。自1760年代开始，法国的启蒙哲人们赢得了社会尊重，他们的思想或观念在不断影响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启蒙在由封建君主创建的科学院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代表人物莫尔莱（Morellet）、斯华（Suard）、马蒙泰尔（Marmontel）都获得了闲差事和年金。作为启蒙新人的达朗贝尔在1741年就成为了科学院院士，1754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就超越了终身秘书杜克洛（Duclos）。 　　如何理解启蒙哲人取得的这些社会成就与他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观念而言，这些成就可能并不重要。或许，启蒙哲人的成功与其说是革新的标志，还不如说是旧制度对启蒙哲人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专制政府允许“文人”的风花雪月，制造社会舆论，分离人心，给人们以娱乐而不是教育，以现实利益腐化、拉拢这些知识精英，为了自身的私人利益而遗忘或放弃更高贵的社会目标。旧制度在慢慢改变出身决定命运的等级制度，使自然因素如血缘不再成为社会身份的决定要素。但是，旧制度在允许非贵族出身的启蒙哲人们进入现实体制的同时，也让现实的体制消解他们，使之不能在实践中突破这个体制。 　　另一方面，在政治身份与经济身份都可以继承的封建社会，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非贵族出身的、外省的启蒙哲人只有通过接近贵族，取悦主办沙龙的贵妇人，或者接近政府高官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启蒙哲人还对社会地位有所期盼，那么革新就必须在旧制度下得以进行。因此，这种变革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延缓了旧制度的生命。 　　对于启蒙哲人的生存处境，启蒙哲人具有深切的自省。伏尔泰曾经将社会财富作为评价“文人”成功的标尺。在《哲学通信》第23封信“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中，伏尔泰对照了“文人”在英国与法国的不同处境。一开头，伏尔泰就认为法国对科学与艺术的物质“奖励”举世无双，但英国人民却能尊重“才能”，而大部分启蒙哲人拥有的就是这种“才能”，成绩斐然的人总能在英国发家致富。伏尔泰的话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启蒙时代的社会尊重“才能”，这对于出身非贵族的启蒙哲人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们也可依赖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承认，但前提是“才能”必须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启蒙哲人的世俗追求非常可能与自己的追求分裂。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进入现实体制的启蒙哲人中，很少有人能保持在发迹之前的独立与批判。而且，启蒙哲人不再被启蒙的社会所鄙弃与排斥。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人”条目中，伏尔泰积极地描述了“文人”的生存处境。伏尔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语法家”，而是具有“哲学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以前，“文人”被摒弃在社会之外，不属于社会必需的部分，只能拥有附属的地位，现在，他们入能做思想，当哲人，出能经国致世，做政治家，成一方“诸侯”。“时代精神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培养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会，也能人阁执政”，他们“变成了社会必需的一部分”。此外，伏尔泰还揭示了“文人”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文人”的生存意义是不能被质疑的，因为“文人”依靠“一种健全的哲学”，扫除了充斥社会的全部成见，他们比社会上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独立精神”，出身穷苦的“文人”也能很容易在路易十四创立的科学机构中“获得无求于人的条件”。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其乐融融，“他们是裁判者，别人是被裁判者”。 　　这是启蒙哲人在启蒙时代的生存处境的积极方面，但在与资产者的对照中，启蒙哲人还具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