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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同体视野下伊莉莎 　　摘 要：斯坦贝克经典短篇小说《菊花》塑造了一位兼具女性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伊莉莎。本文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分析伊莉莎的双重性别身份，洞鉴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继而透视作家本人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忧以及他对两性和谐的探索和期盼。 　　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性和谐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66-03 　　一、引言 　　“双性同体”的本义为生物学领域里的“雌雄同体”，意思是动植物雌雄同株或兼具有雌性和雄性双重特征。在神话、宗教、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双性同体”这个概念都有所涉及，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与地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才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中也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一个双性人，夏娃是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表明，早期社会人类的发展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相辅相成。自从男女被分开后，他们就不断地寻找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性同体”是作为古代人表示全能、力量以及自足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如若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的神圣性或神性，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双性同体”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首创之功当归于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1]虽然伍尔夫的初衷是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最佳状态，但她的“双性同体”观颠覆了男权社会性别角色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为后世追求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菊花》①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亨利和伊莉莎这对夫妇在特定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赶车补锅匠之间的故事。作为斯坦贝克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菊花》自发表以来就赢得世人广泛的关注和经久不衰的研究热情。他们主要从女性主义、象征主义、生态主义等角度进行研究，来挖掘文本中“深刻的东西”，其研究成果对于激发新的研究兴趣、开阔视角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文立足双性同体（Androgyny）的角度，对伊利莎进行“双性”解读， 通过分析伊莉莎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以及男女气质的冲突，洞鉴父权制社会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以及斯坦贝克对两性和谐的期盼。 　　二、伊莉莎的双性表征 　　“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特征。”[2]在《菊花》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具有双性特征人物的塑造，把美国20世纪30年代父权社会里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房中沉默的“天使”：男权文化界定下压抑的伊莉莎 　　当时的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的身上”[3]。伊莉莎就是这样一位被囚禁在父权社会对女性角色既定牢笼中的万千女性之一，她被迫退到女性的活动空间―房舍和花园。作为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房舍被打扫得“整洁、明亮”，“精致的白色的农舍”四周环绕着紫色的天竺葵；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冬草储备了起来”，还在“房前台阶上放着一块供擦泥的垫子”，在“房子后面堆着易拉罐”。她会在亨利洗澡时就“把他要穿的黑色西装放在床上，把衬衫、袜子和领带放在旁边。上过油的皮鞋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作为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伊莉莎会在亨利向她炫耀刚做成的一笔菜牛的生意时，说“你真行”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她也会“好，当然好啦！”来顺从丈夫对自己去城里庆祝的安排。伊莉莎还是一位恪守妇道的女性。菊园周围架设的“围栏”挡住的不仅是“牛、狗和鸡” 也成为她主动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变得警觉” 的眼睛足以说明这一点。从以上分析足可见伊莉莎是一位合格的“房中天使”。 　　然而，象征父权压力的“男人的黑色帽子”和家庭空间的“围裙”压制了她的自我意识及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种种渴望和追求，在伊莉莎的劳作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而“沉默是被压抑的象征。”[4]在萨利纳斯山谷里宛如“一口灰锅”的浓雾中，伊莉莎在“不时地，回头望望机房旁边的男人”的举动中无意识地透露了内心那种莫名的压抑以及渴望进入男性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