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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对比研究 　　【摘要】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的融合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无论从东西方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抑或是从受教育者主体结构看，以及从人文与科学两种知识形态看，人文与科学都应该能够融合。但是融合并非终极目标，两者之间更应该贯通。因此，融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更需要贯通两者，培养两者之间的通感是当前大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中外大学教育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取长补短，使我们在这一重大课题上有所突破。 　　【关键词】人文教育 科学教育 中西对比 　　一、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我们且把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称之为中国古典形态的高等教育。这种教育是以经典、历史、道德等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并且古人认为这是学习的重点，古人把这些称之为“道”；也可以把这些理解成我们所说的人文教育。在中国传统中，对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早在《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孔子也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很好的总结。而古人把另外一些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内容称之为“术”。古代的教育家们往往是重“道”而轻“术”。韩昌黎就曾在《师说》中提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可见当时的主流观念对技术类人员以及技术的轻视。 　　虽然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产生比较晚，但近代大学产生以来，对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探讨也是没有停息过的，例如“科玄之争”，“通专之辨”。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说《人生观》引来了丁文江的针锋相对，两人的辩难迅速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发展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张君劢方认为科学大发展无法解决人生哲学问题，丁文江方则认为科学是支配世界的工具。这场著名的科玄辩论最重要的结果是使中国传统学术倍受重创，唯科学主义成了一种主流思想，科学被用作衡量是非的标准。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打倒孔家店”等极左思潮的影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本科类院校还是各类高职高专都如雨后春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的“专业化”“功利化”日趋加剧，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构建的讨论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开始了，科学与人文的交融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专家的探讨。尤其是高职高专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学生比例大、学习周期相对较短，学习内容的专业性较强，是否应该进行人文教育，怎样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是个很重大的课题。 　　二、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与中国相同对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思考西方也是古来有之。他们从古希腊也就开始研究相关问题了。从西方的教育史看，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人文主义教育以及永恒主义教育的教育思想等都和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关联。柏拉图论及过自由教育，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对“自由教育”有比较明确的论述，他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方面论述了何谓“自由人”的教育，虽然不是直接论述大学教育中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但他的理论却为此奠定了哲学基础。 　　近代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人更多，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在曾提到：“没有纯粹的科学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两者缺一不可。教育不仅使学生获得知识，而且也使他们学以致用”。英国的约翰?亨利?纽曼对此有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既然大学是以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理智为己任，那么大学就应该提供普遍性知识（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识（不能把神学排除在大学教授的知识之外），而不造狭隘的专业知识”。 　　现代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是不断增加，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在大学教育的理念，西方自由教育的传统，人文学科的知识形态，学科性格特征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中谈到“所谓人文学科，我不仅是指传统的人文学科，还包括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从文化角度说，他们过于浅薄生硬。他们受到的训练侧重于技术性的方面而不具备广博深奥的科学性。”赫钦斯是古典自由教育的捍卫者，同时还是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性的优越性，使人成为人。 　　其二，对科学教育赋予了人的意义。很多西方研究者批判了科学教育只注重功利意识的灌输，呼吁科学及教育的“人性化”，“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随后贝尔纳提出了科学人性化的命题：“必须打破把科学与人文学科截然区别开来，甚至互相对立的传统，并代之以科学的人文主义。同时，科学教学内容本身也必须人性化”。这对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