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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教育传统下古代书院师生关系及启示
“从游”教育传统下古代书院师生关系及启示 摘 要: “从游”文化是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传统。“从游”的主要价值在于弟子们通常以主动求学为动力,追随教师,不离左右,与老师朝夕相处中感润教师的德惠,濡染观摩之效不为而成。古代书院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师生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以道相交、合志同方,师严弟恭、以爱相济,教学相长、亦师亦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继承和汲取积极因素,对于重建师生和谐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从游”;书院;师生关系;共同生活 中图分类号: G4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3-0027-06 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大特色,它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在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历史重要性正如胡适所说:“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1]作为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书院不仅在讲学自由、学术开放、因材施教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其融洽和谐、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体现。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继承和汲取积极因素,对于改善当前高校中淡漠、疏离的师生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从游”: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 “从游”文化是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传统,多见于私人讲学活动。在当时教无定所的情况下,“从游”的主要价值在于弟子们通常以主动求学为动力,跟随在老师左右,与老师朝夕相处中感受教师的气息和个性,从而在老师的耳濡目染、德惠感润下,承接智慧、修身悟道,逐渐完成生命的转化和境界的提升。对于这种师生关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形象地比喻道:“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2] 荀子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3]为学之道,再没有比接近良师本人更便捷的途径了。师生关系不仅是教育领域中一项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更是教育过程中一种很宝贵的教育资源。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教育者除了以言传的形式传授知识,其自身的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教育者。而“从游”的教育传统恰好满足了这一点。在“从游”过程中,师生同饮同眠、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学生在共同体验中分享教师的治学经验和人格风范。相处时间越久,学生所受的影响就越深。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冉有、子贡、颜回跟随左右,创立了古代“从游”教育的典范。 “从游”的教育传统虽然经历了自秦代以来官方“禁游宦之民”等严厉措施的多次打压,但作为民间一种宝贵的为学传统被后人以不同的形式传承了下来。如曾为汉高祖刘邦制朝仪的叔孙通,本是秦博士,在降汉时,“从弟子百余人”(《汉书?叔孙通传》)。这种教育传统至宋明则演变为书院的一种重要教学形式。如陆象山在应天山结庐造屋,创建象山精舍(此即之后的象山书院)时,学者辐辏而来。《年谱》记载:“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官,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在行都,诸贤从游。先生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4]487《明儒学案》称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到了清代,这种教育传统仍得到了发扬。如清代学者王余佑,“国变后,往来苏门,相从讲学。后从定兴杜紫峰游,学以明体达用为宗,闲邪存诚为要。究心经史,教授生徒,务实学,兼文武才,远近从游数百人”[5]。 二、 “从游”教育传统下的古代书院师生关系 在“从游”教育传统下,古代书院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教师不仅从学业上,同时也从生活上、人格上对学生进行培养,道义价值常常会透过教育关系,藉师生之间的生活互动,融入到学生的心灵意识中,从而浑化为学生德性人格的核心部分。这样一种“从游”关系,使教学活动成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 (一) 以道相交合志同方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特性。孔子曾毫不迟疑地指出“士”是“道”的承担者。他的弟子曾参更把对“士”的道德要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这种价值的方式方法,都体现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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