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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信心聚散社会心理学解读 　　公众信心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解决程度的晴雨表。如果公众信心逆向发展，就会形成负向集体意识的积蓄，引导不及时则会酿成社会结构性怨恨心态。因此有必要正确了解公众信心状态。构建公众信心的重点在凝聚民心，而凝聚民心的实质是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信心也称公众信心，是指能够使公众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一种心理力量。主要是指公众对某一行动主体、某一事物、某个具体对象的一种认可、信任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期望。公众的信心既有在对当前发生情况的理智认可基础上的心理相信成份，也有对未来发生事物的预期成份。对当前事物的信任度越高，对该事物未来发生的预期的相信度也越高，即公众的信心越高。所以，公众的信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任对象的现实状态，一个是信心对象的未来心理预期。某一事物当前的现实状态越是稳定、可靠，对某个事物未来发展的预期就越稳定，信任度与期望度就越高，即公众信心的力量就越大，反之亦然。公众信心的溃散，就是在对某个信心对象不认可、不信任基础上的对其发展前景的悲观的心理预期，即信心的瓦解。公众的社会信心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物的公众信心。而信心的对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性的，就是对具体的事物、人物、机构的信心，一类是抽象性的，如对某个价值观、规则、信仰等精神性因素的信心。 　　今天重提社会信心问题，是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中国社会通过改革开放，在大步前进，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但在快速发展中，无论是制度、政策，还是政府的思维、办法、执行能力，都跟不上这种速度，出现了奥格朋所言的“文化脱节”现象。与此同时，公众对生活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还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出现了格尔所讲的“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信心的“低落”，与一个社会衰退时期公众的社会信心的“溃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当前社会信心主要特征 　　公众的社会信心对象通常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地说当前社会信心高与低是不科学的。当前对公众信心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所以不能做出严谨判断。但通过一些较简单的调查数据，也能够发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同样，我们很难用一般性的结论对错综复杂的公众信心作出判断，而只能够对某个领域、某个具体现象的社会信心进行判断。 　　公众的社会信心具有层次性、地域性。从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在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省、市、县（区）、乡（街道），呈现依次递减态势。特别是在一些基层政府，矛盾源集中、社会矛盾冲突高发，公众的社会信心较低。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面临的矛盾、困难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信心具有较大差异性。 　　社会领域的公众信心与政府机构的公信力有密切关系。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信心出现低落，主要是来自政治精英的权力失范与基层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公信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社会信心。就腐败而言，它不仅是大量党员干部的堕落问题，而且直接导致了政治公信力的丧失，瓦解了公众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认同与预期。社会信心的溃散表面上是民间民情的负向发展，本质上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是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流失。凡是公信力丧失的地方，公众的社会信心就偏低，群体性事件在当地的燃点就低，就容易出事情。 　　公众的社会信心与网络传播的典型案例有关。社会信心的溃散与热点事件有关，特别是与互联网上对不公平事件的放大有关。热点事件的影响力越大，社会主流媒体对社会热点问题越是解释不清楚，越容易形成公众的不信任，越容易对处理该事件的政府部门公信力产生怀疑。公众会自发地承担“社会法官”一职对其进行道德评价，从公平、公正、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来评论事物。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如“苏丹红”、“三鹿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问题相继被曝光，公众在最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威胁的背景下，普遍缺乏安全感、备感忧虑，恐慌情绪蔓延，对执政者的监管不力、查处不严、惩罚不够不满，质疑相关部门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果。 　　当公信力不足的时候，公众更加愿意接受对权力质疑的信息，有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更加关心“铁幕背后”的事情，更加愿意相信网络上传播的非正式信息。社会信心形成的社会机制并不复杂，主要取决于事物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依据事物发展的连贯性原则，未来该事物是今天该事物的持续发展。当某个公众关心的对象（某个事物、某个制度、规范、某个人物等），即当某个事物发展的基础状态（现状）处于稳定、良性、健康、持续的发展状态时，公众将其放在未来的时空区间进行考虑时，就会感到放心，产生特定的心理预期，即公众对某个事物有信心。反之，当某个事物当前的状态不稳定、不健康时，公众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的心理预期就会产生信心不足；当某个事物发展处于恶性状态，向负面发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