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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破冰之旅”及其传播学理论反思 　　摘 要：1982年施拉姆来华访学被誉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破冰之旅”，然而经过三十余年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大陆学者已经认识到施拉姆传播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硬伤，因而回顾施拉姆的“破冰之旅”，正确认识施拉姆传播学理论的问题，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关键词：施拉姆；破冰之旅；反思 　　1982年4月底至5月初的约20天的时间里，威尔伯?施拉姆先生在其高徒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先生的陪同下先后到广州、上海、北京多处科研与教学单位进行学术访问，参加多次大型学术演讲与小型的讨论会，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传播学的发展状况、传播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内容，在大陆学者心中引燃传播研究的热情，即中国传播学说史上的“传播学进入大陆的破冰之旅”。 　　在1982年之前，虽然已有大陆学者如郑北渭、陈韵昭、张隆栋、林珊等人从事着与传播学相关的教研工作，甚至有着扎实的传播学专业背景，如郑北渭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既就读于美国衣阿华大学传播学专业，并在毕业后至复旦大学任教；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既已开设传播学选修课，译介西方传播学理论知识。但由于其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这些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研习只限于个别高校与科研机构，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甚至既有的研究成果也要加以批判性的解说才可出版发行，带着脚镣跳舞的研究心态难以取得广泛与显著的学术成果。 　　学术的交流与发展终究要在政治体制下进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同20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后日本新闻、传播学者来华访问、讲学的频繁，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并在美国政府内部具有模糊的官方背景的施拉姆的成功访华并能与中国领导人就此学术问题交流看法，其政治与时代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中美关系的升温。在此背景下，大陆学者可以“大胆”地端正心态对西方传播学展开集体讨论与争议，尤其是1982年11月25日与26日的我国“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也被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研讨，虽研讨结果存有异议，但基本确定了对待传播学的态度与传播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了至今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施拉姆来华的1982年，则被称为“代表中国传播学走上学术化研究道路的元年”。[1]但是，孤立过久的中国学术界面对一种新近引入的学术理论所采取的似乎只能是“先学习后批判”的习得方式，而这种“拿来主义”学术研究方法终将为以后的“怀疑主义”式的质疑与批判埋下伏笔。经过三十年余的中国传播学的积淀与发展，大陆传播学者对施拉姆的评价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982年以及随后的几年，大陆传播学者对施拉姆的评价从其学术修养、治学态度、科研成果等方面皆从不悭吝溢美之词，“传播学的奠基之父”之头衔被广为传颂。随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大陆先后出版的多本较具权威性的“传播学概论”类教材中，对于施拉姆的评价已显得较为谨慎，即使出现“第五位奠基人”之类的誉名，作者也冠之“一些学者认为”语辞以显示评论的客观。[2]在一些学者文章中对施拉姆的一些理论观点也提出试探性的质疑，如芮必峰在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时指出“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3]而最近的几年，以胡翼青、王怡红等专事研究传播思想史论的学者为代表对施拉姆的学术反思与评价更为深入，对施拉姆传播学科的建构的逻辑规则、传播学奠基人选取、施拉姆本人的学术水平与贡献这些曾经被大陆传播学者视为金科玉律的学理知识都进行了讨论与质疑，在中国传播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与思考。 　　本文认为，施拉姆的学术观点确实存在有着学理上的硬伤。首先，施拉姆的科学主义与行政研究的价值取向使其在规划自己心目中的传播学科的知识版图时难以客观参照当时世界范围内与传播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思潮与学派的不同观点，如他决然摒弃同在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如库利、米德等在传播学范畴内早有突出研究成果、绝对担当得起“先驱”身份的学者，而选取与其服务于相同主导意识形态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作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那些对美国传播制度与时况持抨击与鄙夷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学者及其学术思想更不会入他的法眼，以此思路所开展的传播学科的设计自然终究只是经验学派的一家独大并被广为诟病，甚至被贴上“御用文人”的标签进而引申到对其可能从事过的“FBI秘密情报员”的历史往事的刨根问底，这恐怕是作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施拉姆先生所想不到也及其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第二，对传播学的跨学科性质及其发展前景的乐观展望极易引发传播学研究的泛化倾向，如施拉姆1982年5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作《传学的发展状况》的报告中所言：“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