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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具风格转变成因及过程之探讨 　　摘 要：本文通过阐述明清家具风格转变的具体历史事件及背景影响，找出导致明清家具风格转变的脉络，揭示明清家具风格转变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希望给今天的家具设计带来有意地启示。 　　关键词：明清家具；艺术风格；风格转变；中西文化交流；家具制造 　　关于明清家具风格转变的成因分析大多只是列举宏观的原因。例如，西风东渐、皇室炫耀的需要等，然而那些具体的事件在什么时候促使这场转变？为什么是受洛可可风格影响而不是古典主义影响？这些疑问少见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本文系统和有逻辑地解答上面的疑问，揭示明清家具风格转变的原因和过程。清式家具风格对明式家具风格的颠覆，主要是由于三场斗争的结果导致。 　　1 中西文化、技术之争――时代背景 　　欧洲传教士开启东西方交流的大门，他们带来西方的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清初四帝对西方科学的态度比之明朝更为开明，招揽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传教士进宫任职，如汤若望得到顺治帝的极度器重礼遇，任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西方科学、文化、宗教的进入并不断得到重视肯定，不可避免地在这期间与本土知识界学术界形成了冲突，而传教士们以科学为皮以宣教为骨的做法，更使原本学术上的争论带上了文明冲突的意义。1664年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挑战西洋科学的“历法之争”，实际就是东西方文化、科技乃至宗教文明的一次集中大碰撞，借助“历法”的演算之争表现了出来。在那时社会上形成了以追求西洋奇物为时尚的风气。在这种大环境下，当时的家具设计制作也不可避免地摆脱了明朝知识分子的喜好品味，而融入和借鉴了更多的西方风格。清代家具风格之所以在乾隆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转变，清式家具在结构、装饰上更多地具备西方艺术特征、形成了与明式家具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背景原因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这些中西方艺术、文化、科技上的大比拼、大融合。 　　2 葡法之争――风格形成背景 　　最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基本都是由耶稣会葡萄牙部委派，经葡国在中国的“借地”澳门进入中国。但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688年3月28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天康熙接见了来自法国政府派出的传教士团，他们都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那时法国正是波旁王朝路易十四时期是欧洲最强盛的王国。乾隆在位时，法国在宫廷中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葡萄牙，尤其在美术及工艺品制作方面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权。从一件事例中可见法国的刻意经营：属于耶稣会葡萄牙部的郎世宁作为宫廷画师很受清室器重，法国传教团便向国内申请调来了画家王致诚与之抗衡。这使得当时中国的工艺美术作品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法国艺术风格的很大影响。那时洛可可风格风靡法国乃至欧洲的艺术风格，经过中法的密切文化和贸易交流，又传入了中国。那时中国经历“康乾盛世”，而这种奢华、炫耀的风格正好满足乾隆和上流社会炫富心理，于是很快就被广为接受。清式家具的风格，明显带着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的烙印。清式家具的造型显然是受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影响，追求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这是因为中法开始频密交流的康熙年间，法国的巴洛克风格家具制作水平已经领先全欧洲。而其后乾隆年间洛可可风格的传入，影响的是家具的装饰风格。这期间还有英国的雅各宾式、威廉与玛丽式家具风格也较有影响，但最终造成影响的是法式风格，这正是由于其时法国对中国社会上下影响远超他国的缘故。 　　3 广作与苏作之争――风格的替代 　　上面讨论的是为什么本土的风格会让位于西式风格，以及为何学习的是法式的风格。这一部分要讨论的是法式风格是怎样在中国本土生根并最终形成清式家具风格的。在辉煌时期的清代家具制作流派主要有：苏作、京作、广作三种。清式家具风格取代明式家具风格，集中体现在宫廷内家具制作中广作对苏作的取代。康熙年间在宫内设立的养心殿造办处，负责为皇家制作用品。下设各类作坊，其中“木作”负责制作木质家具。苏州和广州是清代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地方，宫中工匠也多由这两地举荐。其中广州的“十三行”是当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广式家具也受到法国洛可可风格的影响，培养出一批融合中西风格、技艺的广木匠。 　　乾隆之前，造办处“木作”一直依传统由苏州工匠把持。雍正七年（1729年），粤海关监督从广州挑选罗元、林斌等五名木匠进入造办处“木作”，这时木作已经是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局面。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抗较量，广匠屡屡受到嘉奖在宫内的地位已占优势。到乾隆元年（1736年），造办处正式单独设立“广木作”，广木匠进一步被确定为造办处家具制作的主要力量，苏木匠渐渐缘化。之后，宫廷内苏式风格正式被广式风格所取代。苏作家具在失去皇室官宦市场后转向平民市场，其风格也受到广作影响，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广式苏作”，即用苏式传统工艺，而参照仿效广作的式样和装饰风格。至于宫廷内所形成的“京作”，实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