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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诚信背后制度设计 　　晋商的诚信，往往为后人津津乐道，但晋商之所以以诚信为本，不是因为晋商比其他商人更为善良，而是因为晋商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掌握了商业的规律，因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使不诚信的经营者难以立足，诚信经营者则有可能逢凶化吉。这是晋商能够长盛不衰的根本。 　　诚信之道为立足市场之本 　　晋商的诚信之道表现在晋商与客户、晋商与消费者、晋商股东与伙计等多个方面，这些往往构成晋商的竞争优势。例如在晋商与客户之间，不但允许长期来往的客户借贷资金、还经常允许赊购货物，但是却有比较严格的标期标利制度作为保证。到期所有债务，不论是大批发商所欠还是小零售商所欠，都必须在固定的日子里清偿。一年四个标，按事先约定的标期还债，不能顶标，即不能拖欠。如果拖欠，以后就会失去所有知情客户，对于以后的经营是相当危险的。商号如遇破产倒闭，东家赔上自己的财产，也会把债务还清，就是为了保住信誉，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乾盛亨票号的东家冀以和因为元丰玖票号的倒闭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打算收庄歇业，导致储户怀疑乾盛亨即将破产，发生挤兑，乾盛亨摇摇欲坠。此时，冀以和打开府上银窖，承诺兑现所有欠款。现银被迅速运往乾盛亨的平遥总号，仅两天就兑出白银二十万两，轰动晋中。人们这才知道乾盛亨从来不曾濒临倒闭，转而请求冀以和不要撤庄，继续经营。冀以和作为东家对票号的外债承担无限责任，以自己的财产抵债，这在晋商之中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由于社会风气使然，商号的东家在商号倒闭的时候往往都会如此。 　　晋商对于“相与”（老客户或老关系）当然是善待的，但对索债也是相当重视的，不但在账簿上记载来往情况，每年都要送上账单。这既有尊重、汇报之意，对欠账者，也有提醒之用。晋商有所谓行账，即专门用于走着索欠的账。还有各种各样的账折，规格不大，非常精致，也是用于讨债之用。但对于借款人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偿还的债务，晋商是不肯追逼的。晋商商号倒闭破产的时候绝少有自杀跳楼的现象，因为债主们并不肯为了追债而把人逼上绝路。有一位刘姓商人向李姓商人借款一千银元周转，结果运输途中货物掉进河里，血本无归。刘姓商人愁得凄凄惨惨，最后不得不向李姓商人直接说明状况，李姓商人早已听说了此事，他毫不埋怨，还热情招待了这位不幸的老朋友，最终刘姓商人以一把斧头和一个箩筐还给李姓商人，债务一笔勾销。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之下，晋商便可凭藉自己的经验与信誉，尽量发展自己的“相与”关系网。首先非常重视“相与”，多年的“相与”，年终要请他们吃饭，以表谢意。对于“相与”尽可能地提供信用，多数“相与”在分户账本上是有名字登记的。货物销售、资金放贷，尽量多地与“相与”们来往。不但是一般商铺，金融店铺也是如此。钱庄对那些立了户头的客户，有时写个条，便可以代客付款。票号在需要汇款和用钱时，经常要到钱庄取钱，钱庄也常基于信用关系而替票号付款，这些主要发生在“相与”之间。由于经常来往的金钱关系，商号对客户的信用极度敏感，随时随地都在关注与自家有钱银关系的客户的经营状况，一旦发现亏本、无法偿还等现象，对他们的借贷就会紧缩，避免受累。然而确实因为偶然因素而陷于困境的商户，有时可以得到“相与”无私的援助，从而重新走上正轨。对于这种恩德，受援助的商号也“涌泉相报”，会在有生之年一直回报他们的恩人。榆次的天亨玉商号曾发生东家破产抽回资本的事件，当时的掌柜王盛林利用自己的人脉，向“相与”大盛魁借银，得到了三四万两白银的慷慨相助，天亨玉依赖这笔借款经营，竟可照常营业，幸免于倒闭的噩运。由于可靠的“相与”关系，天亨玉才能继续生存，而这一切也有赖于王盛林卓著的个人信用。二十年后大盛魁陷入危机，王掌柜主动送去二万银元，众皆反对，但王掌柜对他们说：“如果当年没有大盛魁的帮助，天亨玉早就歇业了，现在大盛魁有难，咱们一定要尽力帮助。”晋商的“相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障商号渡过危机，互相扶持、雪中送炭的例子屡见不鲜。 　　晋商对于确因客观因素而失信的“相与”，除了不与之再来往之外，也不采取什么惩罚措施。然而停止商业往来本身就是严重的惩罚，这等于无法借贷、无法赊购，失去了经营的资本之源。没有运作需要的流动资金，往往迅速被挤出市场，一蹶不振。失信严重的商人在当地甚至连普通的人际关系也得不到，没有人与他们来往，儿子说不上媳妇，女儿嫁不出去，家计逐渐零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失信的代价巨大，甚至祸及子孙。所以一般的商号出现亏损，东家宁可赔上自己的家产也要清还外债。钱没有了可以赚，信用没有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赚钱。一直以来代代相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晋商诚信经营的习惯。他们把信用看得比营利重要，因为信用是营利所必需的基础，是真正的财富源泉。 　　直至清末，以票号为例，在与外人打交道时，如有违约发生，晋商票号欠客户的钱往往一一清还，但是客户欠晋商的钱则往往被人赖债，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