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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内生价值 　　[摘 要]民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政治协商建制为协商这一新民主精神的发扬提供了制度承载。协商民主的确立，是多党合作理论的重大发展，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设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多党合作制度下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不是基于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和权力制衡，而是从属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推进和完成共产党的执政使命。 　　[关键词]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内生价值；咨政督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6-0050-05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多党合作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何以定位？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制度框架内何以定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必须解决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正式定位为参政党，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优势。人大和政协“两会制”的互动实践，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相得益彰，更清晰地展现出我国人民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趋于成熟，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藉此获得新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建构。 　　一、民主协商：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良传统 　　“协商是指不同的行为主体为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共同商量以达成共识的行为，也是政治主体（个人或社会集团）之间寻求共识、协调行为的重要方法和途径。”[1]协商或者商量，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而永恒的现象。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或集团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念，为了寻求共识和合作，必然相互沟通、交换意见，以采取共同行动、达至共同目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毛泽东多次强调共产党员绝不能因为军队和政权在手而独断专行，把与党外人士商量办事作为实行民主合作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针对部分共产党员排斥党外人士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指出：“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2]（P810）为了打破不愿意或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毛泽东要求抗日根据地的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员“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3] （P742-743）。这一时期，共产党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制度运行及协商议事的作风培育，使民主协商一开始就内化于多党合作的历史进程中。 　　协商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得以奠基的主要途径。协商建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内在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政权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团结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知识分子，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因如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告：“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4] （P1437）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为标志，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宣告完成。“国家基于协商而诞生，于是，协商就内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命之中，成为建构国家合法性、增强国家有效性的关键点。”[5] 　　各革命阶级和政党派别之间的协商传统和政治协商建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民主的特点和精神，也赋予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新的特质。周恩来认为，较之于旧民主主义，新民主的特点“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6] （P134）。也就是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7] ]（P17）。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是民主集中制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是对立的。议会制条件下的权力运作基于权力分立和制衡，虽也有某种程度的协商和妥协，但主要是靠选举和投票维系。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政权的运行可以建立在人民内部各方面的充分协商之上，从而把事前协商和最后表决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