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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中国人道德困境对话何怀宏 　　现代社会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相当盛行，对普遍的道德原则规范常常质疑和否定，但我们若是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观察一下历史和现实，就能看到，天地间是存在着一种『天经地义』的。 　　“环顾历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股青烟，消失了。”当年温家宝在新加坡引用的这句话，出自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流的《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100遍，天天都在读。”因为温总理的推荐，《沉思录》红极一时。 　　何怀宏是书的译者，译笔倍受称赞。其实这书只是他学术生涯的沧海一粟。他早年翻译了大量伦理学、政治哲学著作，《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公平的正义》、《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不仅对国内伦理学界意义重大，也对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到哈佛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书已过10年。和《沉思录》的作者一样，他也总在自己和自己对话，思考道德品格、良心、底线伦理等问题，追求摆脱激情与欲望，冷静而达观的生活状态。 　　他说：“思考有时会使人不安，智慧有时反而让人痛苦。”但是，到最后，如维特根斯坦临终所言：“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思考的人是有尊严的人。”江海污染、食品有毒、路人冷漠、官德不彰无论我们能否走出当下的道德困境，关于道德伦理的思考，至少为道德处境尴尬的中国人，保留了一丝尊严。 　　近些年，他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新的系统解释，他还在一直在思考如何构建根植于中国传统，更加适应中国土壤的道德伦理，提出了被称为“新世纪的纲常”的中华新伦理构想。 　　和对道德品格的执着思考相反，何怀宏的人生哲学介于儒道之间，并不执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是形容记者对面这位平和儒雅之士的最佳词语。 　　社会道德不能依附于政治 　　记者：你曾经论述这三十多年中国社会道德变迁，是从“动员式道德”到了“复员式道德”。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才慢慢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复员式道德”又如何解决当下社会一些人所言的信仰危机、道德塌方？ 　　何怀宏： “动员式道德”到“复员式道德”是从一种紧张的、运动的、一元的、高蹈的道德形态，走向一种强调和解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线的道德形态。“动员式道德”强烈地受到“武装斗争”或“打江山”的军事实践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影响，而“复员式道德”则适应于一个试图走向和平、和解乃至和谐的社会、适应于统治层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记者：你赞成说中国道德一直在滑坡吗？ 　　何怀宏：“动员式道德”到“复员式道德”更多的是一个描述，但价值上包涵着进步，所以我也不赞成说中国道德一直在滑坡，或者道德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过客观地说，这里面有着道德的危机和危险。原来的动员式道德，是和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就和当年学雷锋是一样的。 　　其实道德应该独立于社会，靠运动式的办法，有时候能奏效一时，但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但“运动式的道德”本身也损伤了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独立的道德，是依附于政治的，比如说鼓励孩子揭发父母、学生告密老师，这在当时政治上是正确的，并且受到社会的鼓励，但在道德上，这是明显不对的，伤害了这个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伦理价值。就算起作用了，也是一时的，长时间来看不仅不起作用，还伤害了道德。动员，本身就是战争名词，就是把社会建设当做战争一样，一时间调动所有的资源与宣传工具来塑造某一个人或者行为，现在看来，当时树立了多少英雄榜样，现在被人们记得的寥寥无几。就算是雷锋，也慢慢脱离了政治色彩，突出了好人好事这一方面，体现了复员式道德，强调它普世的方面。 　　记者：现在社会也在努力传递“正能量”，推崇各种“最美”事迹，这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榜样？也有人认为，“最美”名号的滥用，会让人审美疲劳，你是如何看待的？ 　　何怀宏： 这与过去提倡雷锋精神有很大不同。大家会发现，雷锋一开始就是人为树立起来的偶像，和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挂钩。当然雷锋是一个好人，如果他仅仅是无限忠于某个人的，是阶级斗争的榜样，就不会有后来的精神传承和社会影响了。因为他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帮助了别人，热心公益，这个是跨越政治意识形态的，于是就有感染力。而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榜样，相对来说，没有太明显和某个意识形态挂钩，大家就是从他们的事迹中感受到他们是一个好人，而且是做了不平凡、不容易做到的举动，所以大家钦佩他们。这个就和过去很不一样了，第一个是自然涌现的，第二个它不是和政治意识形态挂钩。 　　另外，即便扬善也不要有过多的政府参与，附上官方的痕迹，要尽量回避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的嫌疑。其次，要关照普遍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