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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完善 　　摘 要：随着新型犯罪方式的出现，运用秘密侦查措施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已不可或缺。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隐蔽性和立法的不完善性，在对侦查破案起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端。一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构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对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现状及不足进行分析，并就此提出一些完善立法的设想。 　　关键词：秘密侦查；现状及不足；立法设想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75-02 　　一、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立法现状 　　《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均规定：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刑事诉讼法》在第2编“侦查”一章中新增第8节“技术侦查措施”，用一节的篇幅对技术侦查予以明确规定。 　　1998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技术侦查的保密及材料移送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2000年第六次全国公安技术侦查工作会议通过了《公安部关于技术侦查工作的规定》共8章50条，对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审批制度、法律责任以及技术侦查装备技术建设、机构和队伍管理等各方面做了规定。 　　2000年公安部发布《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对刑事特情的建立、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2001年公安部禁毒局制定发布了《缉毒特情管理办法》（试行），对缉毒特情的物建、使用、保护、管理等进行了规范。 　　（二）不足隐忧 　　1.立法覆盖面不全。前文所述，目前虽有技术侦查和部分内线侦查的立法，但外线侦查基本上游离于法律之外，由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尚未纳入法律规制视野。这充分说明我国秘密侦查立法还很不成熟，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在实施外线侦查时，无法律依据，更谈不上遵守相关的法定程序，属于典型的“法外侦查”，这无疑为秘密侦查权的滥用大开方便之门，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侵害。 　　2.有关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位阶过低。国外的秘密侦查，都是规定在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典或专门的刑事法律中。我国的秘密侦查立法除了《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外，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大多是国务院部门规章，有些连部门规章都不是，都系低位阶的文件，并不属于国家基本法律，无权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 　　3.有关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中都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但这一措施具体包含哪些手段？对其适用应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这一手续指的是什么程序？技术侦查的实施程序、监督程序和法律责任是什么？均没有得到具体规定。这样一些简单笼统的规定，显然很难有效规制秘密侦查行为，一方面使侦查机关在抽象的规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为侦查机关滥用秘密侦查手段埋下了隐患。 　　4.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的关系纠缠不清。《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新增第8节的标题，包括了控制下交付、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是否意味着技术侦查包括秘密侦查？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法条中界定不明，容易让人误解。 　　二、完善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设想 　　（一）秘密侦查立法模式的选择 　　我国可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分散型立法模式，在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中对秘密侦查做出规定。目前在《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对技术侦查做出了概括性的规定，正式赋予了技术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较成熟的、亟须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进行更加细化的、更能适应侦查工作需要的专门性立法规制。 　　（二）厘清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关系 　　技术侦查在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认为“所谓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1]狭义认为“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2]从《刑事诉讼法》第2编第8节的规定来看，技术侦查指向的是一种使用技术手段实施的秘密侦查方法，即为狭义技术侦查概念。《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实质上是一种种属关系，秘密侦查包括技术侦查。技术侦查的属性明确后，可以进一步确定其种类，将一些使用技术手段公开实施的侦查措施排除在外，以正视听。 　　（三）明确秘密侦查的适用范围 　　秘密侦查对公民基本权利侵害较大，决定其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即应遵循“重罪原则”。何谓重罪，哪些犯罪行为属于重罪，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国外有三种方法界定重罪的范围：一是概括式，规定可能判处一定法定刑以上的犯罪为重罪。二是列举式，即以清单形式列举出重罪的范围。三是合并式，即将概括式与列举式结合起来。合并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既可以避免列举式可能遗漏需要秘密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