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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背景下幸福研究 　　作者简介：普布玉珍，（1991.9-），性别：女，民族：藏族，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古典经济学的初衷是能够让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度，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经济学的宗旨出现偏离，过度的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忽略了人们幸福研究的存在。当经济逐渐达到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呼唤经济学对于幸福研究的回归，各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国民的幸福感，因此又一次的经济学改革大幕掀开。本文通过当下人们对于幸福研究回归的重视而引发对古典经济学与幸福研究最初如何对接到如何偏离预期目的的探讨，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梦”的构想来看中国政府对于提高国民幸福感的一些重要举措。 　　关键词：幸福研究回归；古典经济学；幸福感；中国梦 　　中共中央十八大会议：“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崛起任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最伟大和最神圣的光荣梦想。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是我们数代国人的夙愿，因为这是我们中华各族同胞的整体利益，它是我们每个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的愿望和期盼。”“中国梦”的本质和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经济学改革上的浓重一笔。它再次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定格到追求人民幸福含义上，也是经济学最初产生的宗旨所在。因此经济学对于幸福研究的回归势在必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论诞生是因为经济学在引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偏离。 　　一、古典经济学与幸福研究的对接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早就有人赴之研究，他们之间可以说是有血亲关系的，这就使得早期经济学把促进人类的幸福当做神圣的使命，同时他也是在继承了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多说人把古典经济学当成传统意义上“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这是错误的。经济学其实是以“追求幸福”为终极目标，力求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 亚当?斯密创作了两套结构严谨的书籍，《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主要是讨论情感、美德和幸福；《国富论》主要是论“经济人”如何利用财富的追求来满足本身的欲望。在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看来，这种“温和的欲望”的满足不仅将会抑制权力，调节其具有破坏性的欲望，还能使人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变得理智和有美得，进而获得幸福的感觉。其理论体现出了道德和情感主义方面获得的幸福的原理。他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种有效制衡欲望的思想，对人类的财富思想和幸福观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早期古典经济学与幸福研究的对接过程。 　　二、经济学与幸福研究的背离 　　随着经济的过快发展，时间停格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经济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 。并且这一个革命在当时影响巨大，直接导致国家干预的蔓延，以致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争相模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来干预市场的运作，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后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与幸福研究的背离。 　　传统观念认为，经济越发展，人民越幸福。然而，来自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众多研究却表明，近几十年来，尽管许多国家的人均世纪收入大量的增长，但国民幸福水平却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The paradox of happiness）。由于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 在1974年首次提出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悖论”又被称为”Easterlin悖论”。 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这意味着要在研究的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路径上，更进一步。“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幸福研究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是“收入-幸福悖论”的发现，这一成果的公布引发了经济学幸福研究的兴趣，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对此倾注了心力。“幸福悖论”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使其成为经济学幸福研究无法绕过的内容。 　　三、中国现代经济学关于幸福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学对于幸福研究起步比较晚，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为止只有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