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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玉雕传承与拓展 　　中国的玉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世所公认。翻开玉雕艺术的煌煌巨篇，海派玉雕以她特有的魅力书写了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在岁月的磨砺里延续着温润的芳醇和美丽的情怀。 　　今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上海海派玉雕文化协会申报的“海派玉雕”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消息传来，业界内外无不雀跃。这是继2009年“海派玉雕”首次列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之后的又一成果。8月，我专程赴北京参加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牌仪式，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亲切接见，内心感奋不已。上海海派玉雕文化协会走过3年历程，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为海派玉雕许下了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海派玉雕是特定文化、地域因素结合的产物，是以上海地区为中心的玉作工艺风格和流派。她的萌芽、成长、茁壮，经历了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和城市的变迁，海派玉雕一方面汲取传统玉雕技艺神髓，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在几代大师和玉人的非凡创意和艰辛打造下，最终形成了洵美且异的海派艺术特色，和“北派”、“扬派”、“南派”一起，成为中国玉雕的四大流派之一。今天的海派玉雕，更以大师辈出、繁花竞放的盛景，引领风尚，不但提升了玉雕艺术的自身价值，也彰显了东方风格的审美精神，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将影响更为深远的时空。 　　 　　海派玉雕的前世今生 　　19世纪70年代末，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陆续发掘出距今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玉器珍品，造型纹饰和制作工艺都堪同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媲美，“良渚”者，“美丽的水中绿洲”也。这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仿佛也在冥冥中为海派玉雕的孕育提供了一片沃土。 　　晚清以来，江南地域文化的演进集中反映了中国“千百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1843年上海开埠，呈现出鲜明的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动态发展特色，当时的上海开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苏州、扬州以及毗邻地区的琢玉人纷纷涌入，大量玉器制品通过上海口岸向外输出。上海的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为玉雕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活跃的市场条件。在这个东方大都市特定的文化氛围里，玉雕艺人们寻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更大的舞台。融会杨帮、苏帮乃至宫廷玉雕的工艺，吸收外来多元文化的营养，兼容并蓄，推陈出新，海派风格从雏形初成，进而蔚成大观。 　　20世纪初，上海的玉器作坊、店铺已达两百多家，有两百多人从事雕刻专业，主要生产佛像、仕女、仿古炉瓶等摆件。玉雕艺人按主流分为“苏”、“扬”两帮别。1905年代八仙桥德胜里的陈溶太玉器作坊是较早的玉器作坊，此后，又有老北门袁德荣、马当路自忠路顾咸池等玉器作坊相继出现，这些玉雕艺人遂成海派的创始人。后起的大家有孙天仪、刘纪松等人。在移民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主要满足洋人需求的玉器件，扬州迁入的扬帮艺人生产以摆件玉器为主，即属“洋装派”；苏州艺人专做玉首饰、花饰，把玩件，被称为“本装派”；另有一支专做青铜器造型和仿制秦汉以来古玉为主的被称之为“古董派”。 　　这时期，上海玉雕摆件类作品已具有高超技艺。《龙华珍珠塔》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翡翠大宝塔》被美国旧金山博物馆长期收藏。 　　抗战爆发后，玉雕艺人被迫回乡种田或另谋职业，行业在颠沛离乱中归于沉寂。直到新中国建立，党和政府提出“发展、提高”的方针，玉雕业重燃生机。1955年12月，上海蓬莱玉石雕刻生产合作社在第九女中大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1958年12月，改名上海玉石雕刻厂，海派玉雕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海派炉瓶奠基人孙天仪，“南玉一怪”刘纪松，“南玉魁首”魏正荣，海派炉瓶创始人之一周寿海崛起海上玉坛。孙天仪擅长炉瓶设计，造型、纹饰功夫深厚，1958年，由他设计的青玉宫灯和碧玉链条月琴瓶，作为上海玉石雕刻厂献礼国庆十周年的珍品，展陈于人民大会堂。 　　南派玉器杰出代表魏正荣，“相玉、用料、俏色”是为三绝。由他主持设计的密玉《把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重3吨，高1.3米，大气磅礴。当年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来上海参观时，称赞此作品“是国宝，好好保存”。 　　刘纪松技艺精湛，对玉料的识别和巧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人称 “琢玉梅兰芳”。 1978年完工的翡翠百佛钵，于直径5寸的翡翠钵的表面设计了100个2分厚的莲花瓣，每一花瓣内的深雕罗汉像，大者8分，小者5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作品突破了仿古器皿不做深雕人物的禁区，是前所未有的杰作。1980年赴日本展览，引起轰动，被日本政府高价征集，珍藏在日本横滨市博物馆。 　　琢玉名家周寿海既擅长设计，又精于制作。最负盛名的是1979年完成的翡翠《大宝塔》，熔铸了北京天坛、镇江金山寺、杭州六和塔等古建筑的精华。大宝塔高达1.8米、9层31节8角，塔身挺拔稳重、雄伟优美。塔顶以翡翠琢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