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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政府作用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产权的公共性、难以交易性以及持久的外部效应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需要政府干预。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公众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大服务供给力度。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政府作用 　　公共产品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 　　1954年，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解释，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消费的增加不会使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而‘非排他性’则意味着在公共产品消费领域，不可能将那些未付费的人排除在外，因而付费与不付费在享受公共产品效用上几乎是无差异的。”①继萨缪尔森之后，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②一言以蔽之，公共产品是一种在财产关系上具有共有性的产品，在消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由于公共产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而每个人又都是自私的理性“经济人”，所以，在消费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都不想付出或者少付出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公共产品。正是由于“搭便车”思想普遍存在，使得市场机制难以正常运行并发挥有效作用。当然，人们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及其所引起的拒绝付费，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自己的付出不能作出科学的估计，即不能断定自己的付出是否会获得相应的收益，或者获得的收益是否高于付出。既然不能判断付出的精确结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个体当然会对公共产品只消费而不付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担负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但是，公共产品仅由政府统一提供，却造成了供给的价值问题，即政府难以从中收取费用。对此，公共产品理论设计了一个效用―费用―税收的价值衡量方程式，也就是说，税收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格”，人们享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就要缴纳相应的税收。税收即是政府收回的成本，政府通过税收收回了成本，从而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公共产品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理论，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引入中国，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改革实践，而且能够为中国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与有效的解决办法。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一直都是实行计划经济，不区分产品的特征，盲目采用“一刀切”的供应方式―有些私人产品本该由市场提供，政府却越位提供，造成生产效率低下，最终影响人们的消费；有些公共产品本该由政府提供，而政府又缺乏充足的资金，造成供给能力不足，最终同样影响人们的消费。自从我国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生产效率与政府供给能力都得到了提高。然而，这种提高并不令人满意。也就是说，生产效率与政府供给能力本应该有更大的提高或改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现实中的结果与理想状态不相对应。就当前国情来说，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什么是政府应该管的，什么是应该由市场自身解决的”以及“政府如何才能管好”没有完全解决好。比如，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就是处于一种要么越位、要么缺位的境地，其症结在于没有认清和发挥好政府自身的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公共产品 　　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而在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又推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文化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并经过社会历史积淀的产物。具体而言，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无形的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有形的物质对象。对此，汤普森曾指出，“到19世纪早期，‘文化’一词用来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对照。‘文明’一词源自拉丁字civilis，指公民或属于公民的意思。”③这表明，文化并不是或不完全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而是与公共生活（领域）密不可分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本身就是公共生活，或者说属于公共生活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也指出，文化物品及其服务“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换言之，文化物品及其服务是不同于一般物品的公共产品。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属于公共产品，它具有以下特性：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如果条件允许，市场中的消费者都可以同时消费文化产品，相互之间并不构成影响。这也就是说，市场中的消费者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