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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观现代困境与出路 　　【摘 要】我国现代儿童观中存在着儿童认识理论层面与儿童教育实践层面有较大差距的困境。针对此困境，笔者提出了相关建议：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当加强儿童观的研究与阐述；儿童观树立和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修养；促使幼儿教师更新儿童观，真正实现从观念到行为上的转变。从这些方面入手，希望能寻求到现代儿童观的走向与出路。 　　【关键词】儿童观 困境 出路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或者说，是人们在哲学层面上对儿童的认识。”[1] 即我们如何看待儿童，怎样评价儿童。不同的儿童观决定了教育目的、教学方法、教育实践等诸多方面选择的不同，所以儿童观直接与儿童教育相关。通过对中西方儿童观的历史演变进行回顾与反思，期望找寻到现代儿童观的走向与出路。 　　一、儿童观的演变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儿童奥秘的探索从未中断，儿童观也处于不断变化中。通过对刘晓东《 儿童教育新论 》中儿童观演变历史的梳理，可以了解到西方现代儿童观始于18世纪，教育家卢梭对西方儿童观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卢梭认为，儿童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他提倡遵循儿童自然天性进行教育。在这种儿童观的影响下，19世纪教育领域中出现了“教育心理学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他们主张教育应以心理学规律为依据，由此来科学地认识儿童。随后一些生物学家、教育家开始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观察记录，并发表关于儿童心理和儿童发展方面的著作。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儿童的观察研究大量展开。 　　进入20世纪，杜威、蒙台梭利等著名儿童教育家提倡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儿童本位”在实践方面具体体现在新教育运动所确立的宗旨以及“新学校实验”中，由此推动了儿童教育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半叶，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引领着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传统教育理论流派“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开始对进步主义的儿童教育观进行尖锐地批评。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兴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等，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皮亚杰等，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他们的观点都对儿童观及儿童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西方现代儿童观向21世纪演进。20世纪中后期，学术形态上的儿童观逐渐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国际儿童组织先后通过了《 儿童权利法案 》和《 儿童权利公约 》，而后者确立的“儿童优先”的原则，是对“儿童本位”的权利宣言。 　　20世纪中国儿童观的研究历程则数度出现对儿童认识和看法的钟摆现象，有时甚至出现严重倒退。[2] 引入与输入的现代儿童观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曲折地变迁着，出现了“柔弱”“病弱”的状态。[3] 改革开放后，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和观念变革才有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在中国教育界，儿童观问题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儿童观的困境及原因 　　从儿童观演变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观随着时代的变化与人们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当今儿童教育中存在的困境是儿童认识理论层面和儿童教育实践层面不同步，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 　　（一）来自理论层面的原因 　　儿童观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当今围绕思想理论层面的儿童观争论主要表现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视角上。研究视角不同，反映出来的儿童观也相异。现代主义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教育的客体，是接受概念和知识的容器，是一种“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儿童观也不同，因此提倡对儿童和儿童期多样化的理解。儿童是在与他人交往中通过对话、协商进行自我建构的，教师与儿童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提倡以“儿童为中心”。 　　后现代主义批评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因为“现代主义总是从智力和认识活动出发，而未将注意力放在实在的日常生活上。将他者客观化为公式化的、可操纵的、理论的范畴，便意味着自我与他人之间任何必要的联系被切断了”。[4] 后现代为我们重新审视儿童观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有些研究者对后现代的儿童观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忽视了儿童自身发展特点和规律，过于神话儿童，“儿童的概念在后现代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被消解了”。[5] 后现代与现代关于儿童观的争论继续存在，它们共同的困难是理论如何向实践转化。此外，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层面并没有给教师提供更多的解释说明、实践范例与指导，并且多数幼儿教师不是通过自我学习理论，而且依靠教师培训机构等进行继续教育，所以会导致教师歪曲理解或片面理解理论。 　　（二）来自实践层面的原因 　　1.工具理性对儿童观带来的负面影响 　　工具理性思想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