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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大学大类培养模式与通识教育一些思考 　　【摘要】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高中三年，甚至大学前两年的教育都属于通识教育，对基础性知识的学习为之后本科高年级、研究生、博士生等的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专业教育能够顺利进行。由此看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是不存在你强我弱、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的，对通识教育会取代专业教育的担忧也不过是杞人忧天。浙江大学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并将继续在探索的道路上行走。 　　【关键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大类培养 　　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提到在20世纪，大学确立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为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的方式应进行革新，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现代人才，通识教育的重视势必成为各大学培养人才的主流。 　　通识教育是由英文中的“generaleducation”一词译过来的，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委员会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将通识教育定义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首先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和一个公民所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 　　但一直以来，教育界对大学开设通识教育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种说法为“取代论”，顾名思义，就是通识教育会“喧宾夺主”，进而取代专业教育的担忧。通识教育属于非专业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以及社会中有健全人格的公民，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为更高级的专业教育而服务的，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专业教育需要通识教育打好基础，通识教育也必然会走向专业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高中三年，甚至大学前两年的教育都属于通识教育，对基础性知识的学习为之后本科高年级、研究生、博士生等的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专业教育能够顺利进行。由此看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是不存在你强我弱、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的，对通识教育会取代专业教育的担忧也不过是杞人忧天。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前身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进入新世纪之后，为了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宗旨，继续实现学校在创造与传播知识、弘扬与传承文明、服务与引领社会，积极推动国家繁荣、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上的作用，浙江大学适时注入与时俱进的教育新理念，翻开通识教育在学校发展的新篇章。 　　自2006年本科生开始，学校开始实施通识教育与大类基础平台教育与宽口径专业教育和跨学科相结合的学习模式。2008年7月，成立求是学院，同年8月，第一届“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本科生入校，学校开始实行“一横多纵”的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所谓“一横”就是本科新生进校之后，在主修专业确认之前实行通识教育大类培养，以“求是学院”为主负责学生管理，专业学院协助；所谓“多纵”，就是本科生第二年进行主修专业确认，第三年起，进入各专业学院进行专业的深入学习。 　　对于这种培养模式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符合同学们，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座谈访谈了解。 　　2012年9月，我们随机向100名正在进行大类培养的大二学生发放了通识教育相关的调查问卷，共收回92份有效问卷。通过问卷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同学认为开设通识教育很有意义，但也认为仍存有不少问题。同学们对于通识课程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上。例如，他们反映通识类课程内容不够丰富，缺少层次性、课堂互动率低、精品课存在少又难选的问题等等。对现行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不太满意同学的比例与比较满意的相同，有42.39%同学认为通识课的讲授模式不应沿用传统方法，而是要采用“围绕议题、课下阅读、集中讨论”的方式，但如果班级人数过多会致使讨论会流于形式，同时也会影响个体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在问卷的基础上，我们又随机抽取了部分同学进行了座谈。从中，我们了解到现在面对大一、大二同学开设的通识课程包括通识选修课和通识核心课两种，有部分通识核心课效果不错，老师上课内容丰富，思路广阔，同学讨论热烈，但这样的课程会存在粥多僧少的局面，选课难度系数增大，导致想上的课修不上，不想上的课又必须要上。同时，有同学认为课程体系很散，通识课存在仅是某一学科入门课的倾向，从经济到法律，通识范围广，但深度不够，容易造成学无所用，是否可以考虑建设具有坡度进阶的一个领域内通识课程体系。 　　某些通识课注重小组讨论，但往往形式与实质不符，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效果不太明显。 　　有几位参与座谈的大二同学认为以上所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他们感觉第一年的学习效果不明显，感觉没学到什么。 　　正如一个刚从台湾清华大学交流回来的大二学生直言，他对于台湾高校的通识课程印象深刻。比如他所选修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