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劝”上了“法庭”暴走鸡蛋.docVIP

“联劝”上了“法庭”暴走鸡蛋 　　2012年岁末，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下称“联劝”）的数名主管已开始筹备新一期“一个鸡蛋的暴走”：为西部儿童每天多吃一个鸡蛋，以打赌的方式，通过完成徒步行走50公里，向公众劝募。 　　“这种面向公众的大型活动，我们至少提前半年准备，从探路开始，至少十几次，很累人的。”“联劝”公共关系经理叶盈说。 　　在“联劝”今年总募款额1200万元中，“暴走”募集的237万元只占六分之一强，“联劝”却投入了一半以上人力和大半年时间，但就是这样一个累人、低效率、甚至有点自讨苦吃的活动，已在上海热衷公益的中产阶层中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筹款资金大大超出预计，“联劝”不得不继而开发设计了捐款代表票决制项目评审会，至今已召开五届。 　　为“出壳”的NGO筹款 　　联劝由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下称NPI）发起。NPI，是英文None Profit Incubator的缩写，意为“非营利孵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孵化NGO的NGO。而“联劝”的成立，是为NPI“出壳”的NGO寻找资金。 　　“它们在孵化器里时，相对温暖，衣食无忧，因为我们提供资金、培训和项目指导。等到它们完成注册，出壳了，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冷得多。这些NGO往往面临巨大的筹款压力。”“联劝”副理事长吕朝介绍说。 　　对于NGO，筹款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公益市场中的一种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技术。NPI成功孵化的NGO，大都为某种特定的社会需求产生，因此更偏重于实际操作，长于公益服务，筹款不是强项。另外，这些NGO大都是民办非企业，不是基金会，故而没有公募和免税资格，制度上的障碍，也是对其筹款活动的限制。 　　然而中国公众的慈善热情已被点燃。虽然近年来官办基金会丑闻不断，但并未在本质上影响公益，慈善渐成社会主流风气，甚至一种时尚。只是，草根NGO的募款需求与和社会的捐款意愿之间，并未在现实中有效对接。 　　吕朝说，中国公益界和社会的脱节，与1850年代时的美国相当相似。当时美国的草根NGO往往只有两三个人，项目运转已疲于奔命，无法再分身去筹款；另一方面，企业和公众捐款人也为四面八方的筹款需求――其中有相当多重复和??效申请――不胜其烦。于是，“联合劝募”应运而生。 　　“联合劝募”出现后，帮助包装公益项目和组织，使募款更有效率；同时，他们研究公众在不同时期的心理需求，分析企业的产品服务如何与公益机构结合，使募款方向更为精准。160年之后，“联合劝募”的组织结构虽几经变化，但基本逻辑一直运用至今，目前它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募款组织。 　　“联劝”即仿照“联合劝募”模式，自2010年成立后，“联劝”年募款额从400万增长至今年的1500万，预计明年应可增至2000万。 　　可信、可及而且好玩的公益 　　对于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公益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更愿意亲身参与，把公益当作正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仅是把钱捐给悲苦的弱势群体。用吕朝的话说，对这个群体要提供“可信、可及而且好玩”公益项目。 　　“一个鸡蛋的暴走”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为了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徒步50公里向金社会劝募。50公里，相当于从上海浦东机场步行至虹桥机场，对于疏于锻炼的白领是个不小的挑战；这个活动还鼓励打赌――暴走参与者与亲朋好友设定赌注：“如果我走完了全程，你能给我捐多少钱？”事后，联劝方面统计，打赌的比例约为1：7，即一个人参与“暴走”，会带动7人捐款。 　　好玩，又可亲身参与，仅实施两年，它就成为上海最有名的筹款项目之一。2012年的“暴走”自2月开放线上报名之后，80%的席位在几小时内被抢“订”一空，此后几天，线上系统几次宕机。报名结束后，依然不断有人要求加入，“我们是来筹款做好事的，难道还不欢迎吗？” 　　暴走当天，共有2014人参与，“联劝”的所有工作人员加上义工，不过90人，管理比例尚不足100：1。因此，正式活动之前，“联劝”在暴走队员中建立了一个自组织系统，每10人产生一名小队长，由他确定本队所有人的位置，并在有队员体力透支时，召集其他队员帮助他继续前行；每10名小队长产生1名中队长，以应付小队长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人实在无法继续，小队长、中队长逐级上报后，由基金会派车接走。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有一半以上参与者，完成了50公里全程。 　　叶盈说：“这是总结出来的经验。第一次暴走，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有些人走不动，要车去接，可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今年的指挥系统发挥了很大作用。” 　　公益“战场” 　　2012年“一个鸡蛋的暴走”募款目标是100万元。由于报名火爆，“联劝”在活动之前就感觉会远超募款目标，果然，最终超出120%。为了确定“计划外”善款流向，也为了尊重捐款人的意愿，“联劝”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专家评审团和捐款人代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