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隐”鲁迅表达策略.docVIP

“言”与“隐”鲁迅表达策略 　　摘 要：鲁迅以言辞犀利、敢言人之不能言而著称，但在言其所欲言之外，鲁迅还有意识地借助“隐”来传达某些诉求，这里的“隐”是“说”与“不说”的结合体，是“言”而“不言”。鲁迅的“言”与“隐”，互相解说，互相映衬，极大地拓展了文章的表意空间，深化了文章的内涵。 　　关键词：鲁迅；言；隐；表达策略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109-05 　　鲁迅以言辞犀利，敢言人之不能言（不敢言或不肯言）而著称，但细读《鲁迅全集》，我们会发现鲁迅文中明言其“隐”（不言或不尽言）之处很是不少―― 　　所谓S城者，我不说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说之故，也不说。（《坟?论照相之类》） 　　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写在〈坟〉后面》）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有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地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我曾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吧，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察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花边文学〉序言》） 　　鲁迅何以要“隐”其言？既然要“隐”，又何以还明言其“隐”？这是否意味着在鲁迅看来，言其所欲言固然是重要的，言其所不得不隐亦不可或缺？也就是说，除了言其所??言之外，鲁迅还在有意识地借助言其所不得不隐来传达某些诉求。那么，这究竟是些怎样的诉求？鲁迅又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来传达？鲁迅之“言”与“隐”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表达效果？ 　　要寻求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从分析鲁迅之所“言”、所“隐”的内容开始。 　　一、言人之不言 　　鲁迅之写作意在“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实行袭击，令其动摇”，[1]从而“改良这人生”，以实现人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能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各种社会痼疾，一方面无比真诚地反思和呈现自身之存在与生命体验，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其言说的核心内容，而鲁迅在这两方面的“言人之不言”尤其凸显出其言说的重要价值。 　　1.言人之不敢言：反抗强权，抨击庸众 　　这里既有对往昔封建统治者之骄横、野蛮、虚伪的揭露，如《买〈小学大全〉记》所言及的“文化统制”――消极的文字狱与积极的钦定《四库全书》，《病后杂谈》中谈到的剥皮酷刑；亦有对如今当权者“文治武功”的讨伐――从《铲共大观》到《写在黑夜里》，从《学生和玉佛》到《推背图》，从《十四年的读经》到《“公理”的把戏》，从《战略关系》到《中国人的生命圈》，鲁迅以统治者的明杀与暗杀、轻人命与重资财，以得势文人的无行与无耻、帮闲与帮凶揭开了“王道诗话”掩盖着的愚民本质。 　　如果说对权贵的抨击展现的是鲁迅的正气与傲骨，那么对庸众的批判则建基于鲁迅的胆识与良知之上。为众人谋幸福的夏瑜在大家看来是“发了疯了”；祥林嫂丧子后的悲诉竟成为众人鉴赏其痛苦与感受自己之贞洁、慈悲的良机；至于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所以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2]“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3]很多时候，反对强权比批评大众更容易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但对鲁迅而言，不论是抨击权贵还是谴责庸众，既不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卓越高贵，也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脱俗无畏，而是出于对建成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的追求。也正是因此，他怀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博大的爱，不惜“横眉冷对千夫指”，向几千年专制统治者赐予大众的奴性、精神胜利法，向庸众的自私、苟且、合群的自大以及对弱者缺乏同情乃至病态地鉴赏其苦痛等种种劣根性猛烈地开火。 　　2.言人之不肯言：不惜暴“家丑”，说破瞒与骗 　　鲁迅在文中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写自己看了《二十四孝图》中郭巨埋儿的故事后―― 　　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