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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集资款据为己有或使之归第三人所有的意图。在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集资的非法性不应局限于程序上的非法性，亦应包括实体上的非法性。除了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外，不论集资对象的范围是否特定，均属刑法意义上的非法集资。 　　一、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界定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有别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虽然二者都包含着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所有权人丧失对所有物的控制，并由行为人控制所有物的非法意图，但前者的意图是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后者的意图仅是改变财产的占有状态，侵犯的也只是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能。因此，在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时，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否有通过自己的欺诈行为非法控制他人资金的意图，还要看其是否具有将所骗集资款据为己有的永久意图。如果行为人只是试图通过欺诈行为临时占用集资款，而不具有据为己有的永久意图时，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将他人所有的财物据为己有的意图，也包括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将他人的财物归第三人所有的意图。有的学者将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行为人意图通过实施诈骗行为，使投资者的财产脱离其实际、有效的控制，而为其所支配。”[1]有的学者则将该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行为人具有出于排除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的占有目的，并使自己或第三人具有类似所有人的地位，而将所取得之财物作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意图。”[2]笔者认为，上述界定中的“控制”、“支配”、“排除占有”均属于对行为状态的外在表述，不能准确地揭示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特征，只有“将取得之财物作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意图”充分揭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从这一点上来说，第二种界定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其不足之处是只看到了排除所有权人或占有人的占有之重要性，而没有看到排除占有与将取得之财物作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之间的逻辑关系。从逻辑上看，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和必要条件，前者则为后者应有之义。换言之，行为人一旦产生将他人财物作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意图，则排除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的占有自然包含其中，再将排除占有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界定要素实无必要。因此，集资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集资款据为有己有或通过自己的行为使之归第三人所有的意图。” 　　二、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司法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系行为人的一种内心的意图，根植并蕴藏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之中，除非行为人自己供述，否则很难直接证明。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意图的探究，在行为人不主动供认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外在的客观情形加以推定。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难的问题，新的司法解释以列举加兜底的形式规定了八种情形作为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事实。笔者将之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随意处置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例如司法解释规定，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既包括行为人自己不法所有他人的财物，也包括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使第三人占有他人的财物。行为人的上述随意处置集资的行为实质上是以所有人的身份非法处分了被害人的集资款，使其归第三人所有，因此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如孙国明集资诈骗案，孙国明虚构做石油生意、与银行合作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办理银行倒贷等名义前后集资18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是用于拆东墙补西墙，以及归还集资款的利息，仅有7000余万元用于非法办理承兑汇票贴现和银行倒贷，致使9名被害人损失本金1.2亿余元。从表面上看，孙国明将绝大部分集资款用于维持资金链，而非自己占有，但实质上其将骗取的9名被害人1.2亿余元集资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归还了其他投资人的利息，无异于以所有人的身份处分了9名被害人的集资款，使之归其他的投资人所有，因此其主观上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表明行为人具有永久占有所骗集资款的主观意图，是最典型的非法占有目的类型。仍以孙国明集资诈骗案为例，该案被骗集资款总额为1.2亿余元，其中被孙国明用于购买高档骄车、房产、日常挥霍等的金额达1300余万元，超过被骗集资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在自身毫无实体生产经营，根本不具备归还所有集资款本息能力的情况下，孙国明仍大肆挥霍骗取的集资款，致使9名被害人的集资款不能归还，充分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集资款的目的。 　　第三，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具有此种情形，说明行为人对能否收回集资款持无所谓的态度，行为人明知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