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虎转型超级英雄出现.docVIP

管虎转型超级英雄出现 　　新型流感病毒H7N9的流行，恐怕不是为了配合管虎新片《厨子?戏子?痞子》的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民国31年瘟疫“虎烈拉”肆虐北平城，有4位豪杰冒死绑架日本细菌专家并“智取”解药救万民于水火的故事。这台由3位实力派演员黄渤、刘烨、张涵予铆足了劲并搭上身家性命演出的好戏（3位演员以零片酬的方式参与票房分成），拼贴、混搭了多重影像风格，后现代、杂耍式的叙事也很像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借用剧中戏子的台词“好戏都是需要票房的”，这部电影打破了第六代导演的市场魔咒，截至笔者写作本文时，票房已突破2亿多元。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浮出“地表”的第六代遭遇商业大片的挤压屡屡成为院线的“炮灰”而隐匿不见，这种与1990年代及新世纪的双重电影体制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本身呈现了第六代独特的电影叙事及其主体想象。不过，出身演艺世家的管虎选择了一条与其他的第六代不同的创作之路。 管虎的转型 　　管虎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87级导演系，未毕业前就被影坛期待为“第六代”电影人，其处女作《头发乱了》（1994年）不仅是绕开电影制片厂自筹资金拍摄，而且讲述了摇滚青年的故事。与张元的《北京杂种》（1993年）、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年）、娄烨的《周末情人》（1995年）等第六代作品相似，都以生活在大都市边缘的先锋艺术家为主角、以他们的艺术实践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适、隔膜为主题。这些1990年代之初“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电影呈现出相似的文化症候，是“无因的反抗”和无法进入父权/社会秩序的未成年状态，恰如张元的处女作《妈妈》中患有脑残疾的儿子经常被解读为第六代的精神自画像。这种固执的、停滞的青春絮语也是猝然终结的1980年代给一代青年人留下的文化后遗症。 如果说一群人与一个异类的对立是现代中国和1980年代文化典型的原型叙事―如鲁迅所书写的无法撼动的老中国与绝望的启蒙者的故事以及1980年代没有拯救和救赎的亘古不变的《黄土地》式的故事―那么，《杀生》则是对这种现代启蒙传统的改写。 　　新世纪之交第六代电影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喃喃自语于自己的故事转向书写底层群体的现实生存，民工、妓女、下岗工人、小偷等社会边缘人成为第六代电影的主角，如贾樟柯的《小武》（1997年）、张元的《过年回家》（1999年）、王小帅的《扁担姑娘》（1998年）、《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娄烨的《苏州河》（2000年）等。管虎也在这个时期拍摄了反映农民工的电视电影《上车，走吧》（2000年）和江南小镇女性的成长故事《西施眼》（2002年）以及《黑洞》（2001年）、《冬至》（2003年）等成名涉案电视剧，也拍过电视剧中少有的民工题材《生存之民工》（2005年）以及获得飞天大奖的革命历史剧《沂蒙》（2009年）等。 　　2009年管虎在拍摄《沂蒙》的过程中套拍了小成本电影《斗牛》，与影像风格中规中矩的电视剧相比，这部电影管虎使用数码摄影机手提拍摄，营造了主观化、诡奇化的视觉风格。尽管票房惨淡，却形成了管虎用黑色荒诞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策略。这部电影叙述了抗战时期山东某村庄泼皮牛二为了替八路军保护荷兰奶牛而与日军、流民、土匪等各种势力相周旋的故事。牛二的信守诺言与其说是对革命信仰的内在认同，不如说更是一种对民间伦理（签字画押）或个人欲望（牛二把奶牛作为新婚爱人的替代物）的坚持。《斗牛》表面上看起来和1990年代的电影《活着》相似―普通人被动地经历各种历史、政治事件，或者和《鬼子来了》相似―八路军本来答应回来取奶牛却始终没有出现，不过，《斗牛》事实上却采用了《集结号》式的方式―给遭受委屈的人以历史补偿。正如其结尾处，匆匆赶往前线的解放军终于为保护荷兰奶牛的牛二写下了“二牛/牛二之墓”的凭证，尽管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刮走的碑文，但也是一种对被遗忘者的微弱承认。 　　随后的 《杀生》 （2012年）依然保留《斗牛》的影像风格，手提摄影、快速剪辑以及扭曲变形的画面给人一种悬疑、神秘的色彩。这是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之间的西南小镇，所谓“杀生”就是全村老小齐心协力“杀死”村里的无赖牛结实。如果说一群人（庸庸大众）与一个异类（孤独的个体）的对立是现代中国和1980年代文化典型的原型叙事―如鲁迅所书写的无法撼动的老中国与绝望的启蒙者（个人主义）的故事以及1980年代没有拯救和救赎的亘古不变的《黄土地》的故事―那么，《杀生》则是对这种现代启蒙传统的改写。长寿镇与其说是愚昧封建的老中国/黄土地，不如说是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的理性化的“牢笼”，就像卡夫卡的现代城堡。刚刚当上父亲的牛结实吃掉打胎药，像个婴儿似的睡在船型的摇篮（棺材）中“自杀”，牛结实所能做出的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命运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杀生》不再相信个人拥有突破被束缚的牢笼而获得自由的启蒙神话（尽管片尾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