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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塑造与“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破解 　　摘 要：自大型人格、依附型人格和工具型人格是当前“一把手”权力监督难的人格障碍原因。健全人格包含着对人的个性、责任、自由、尊严和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它是破解“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的人格心理基础。现代健全人格的塑造，需要通过价值引导、教育改革、个体人生修养和社会制度保障等途径和方法，才能有效实现。 　　关键词：人格塑造；人格障碍；“一把手”；权力监督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55-04 　　在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所谓“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法纪监督太晚”，即道出了对“一把手”监督现状的无奈。对此，多数人认为是制度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结果。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假如现在我们有了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是否就一定能够保证“一把手”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探讨阻碍“一把手”权力监督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层面的原因。实际上，当前“一把手”权力监督难的原因，除了制度的缺陷，还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人格心理障碍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从人格塑造的视角去探讨“一把手”监督难题的破解之策。 　　一、“一把手”权力监督过程中的人格障碍 　　不可否认，对于“一把手”权力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往往存在着以下心理现象：其一，作为位高权重的“一把手”往往不太愿意接受来自上级、同级和下级的监督，甚至对监督有反感和厌恶情绪，从而千方百计地抵制监督；其二，上级监督部门对所属单位的各级“一把手”往往不愿监督，甚至放弃监督、宽容袒护，他们注重的往往只是各级“一把手”工作的业绩和表现；其三，同级监督部门对“一把手”监督的态度往往是不愿监督和不敢监督，党内民主生活会常常是被动应付，草草了事，甚至对发现的问题“捂盖子”；其四，下级和群众对“一把手”的监督则更多地表现为不敢监督和不能监督，出现所谓“远了骂，近了怕，当面还得说好话”现象。这些心理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一把手”权力监督过程中人格障碍的体现。具体来说，在“一把手”权力监督过程中存在着以下人格障碍： 　　第一，自大型人格。这一类型人格集中体现在“一把手”身上。“一把手”由于地位高、权力大，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觉悟水平高、能力强、本事大，不会犯错误，认为监督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不尊重，因而对监督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和拒斥。“一把手”自大型人格的形成，有历史文化根源和现实基础。从历史文化传统看，它与儒家的圣贤人格理念及“官亲师合一”理念有关。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位为圣贤人格，并且通过“内圣外王”之道把圣贤“人格权力化”，即把权力的获得当成了成圣成贤的标准。[1]同时，儒家又通过忠孝教育中的“移孝作忠”做法，使官、亲、师三者实现了统一。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浸淫下，位居上级的官员往往就会认为自己不但是权力的掌握者，而且是其下属和民众理所当然的教育者和家长，其人格自然也高人一等，并且权力越大，这一形象也越突出。这样，那些位高权重的“一把手”就极易把自己摆在超越于民众之上的代言人、“救星”和赐福者的位置上。从当前现实基础来看，人们对“一把手”形象的定位仍然在支持着“一把手”的自大型人格。例如，当前某些学者提倡的“一把手”“六个一”（一身正气令人服、一尘不染令人敬、一视同仁令人信、以一贯之令人从、一瓣心香令人亲、一片冰心令人和）形象、“六个家”（政治上是政治家、思想上是理论家、品德上是慈善家、工作上是组织家、知识上是杂家、经济建设上是行家）形象，[2]实际上仍然是传统圣贤人格和“官亲师合一”观念的延续。自大型人格貌似是对主体人格的高扬，实质是对人格平等的漠视和拒斥，是人格的扭曲。具有自大型人格的“一把手”，往往无视、轻视甚至蔑视监督，呈现出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 　　第二，依附型人格。这类人格往往体现在同级监督者、下级监督者和普通民众身上，其特征是丧失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人格意识，因而对“一把手”有一种天然的顺从性和盲从性。反映在官场中，就是下级或同级对“一把手”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与保持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听命于权威、服从于领导。反映在民众身上，就是不但对“一把手”的权力表现出顺从，甚至对其“高尚德行”和“超人智慧”也表现出敬畏，进而萌生出清官明君崇拜意识。凡拥有这类人格的人，即使拥有对“一把手”监督的职责，往往也会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甚至意识不到监督的必要性。依附型人格是以权力为轴心的等级森严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受儒家以位定圣、以官定贤的圣贤人格权力化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纷纷进入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士”阶层。皇帝是一级圣贤，“士”阶层则成为二级圣贤。一级圣贤是最高权威，任何人都得尽己以事君，二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