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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重构和“中印一体”崛起 　　摘要 迄今为止，全球媒体业和相关的学术研究仍然深深嵌入了以西方――确切地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重组而导致的“中印一体”的崛起，为重构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案例深入探讨了这一变化产生的背景、现状和愿景。 　　关键词 中印一体；去美国化；全球传播；信息娱乐；媒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数字化和“解除规制”（deregulation）已经改变了全球媒体的格局，从而促使各大洲之间媒体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有了质的飞跃。全球媒体市场的产生是20世纪90年代体制和技术变革的结果，促成了世界范围内西方一一具体而言则是美国――主导的媒体生产模式得以实现全球化，同时也使得媒体内容形成了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向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的“反向流动”。 　　全球化进程所推崇的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它促成了媒体和传播产业的大规模开放，并使得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有着严格审查和规制的国家进一步开放。结果，这些国家的崛起所带动的媒体产品的流动创造出了更为复杂的全球信息、娱乐和“娱乐化资讯”（infotainment）领域内的“图景”。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传播和媒体语境下日渐增加的重要性，以及“中印一体”（Chindia）的崛起对于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所带来的挑战。本文采用和倡导的是“去美国化”的主题和思路，从而深入探讨在一个“去美国化”的媒介体系当中“中印一体”崛起的意义。 　　一、反思媒体领域“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媒体和传播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球媒体仍然被好莱坞或者好莱坞化的内容所主导着。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段里，美国是世界娱乐节目和“娱乐化资讯”的最大出口国，也是计算机编程的最大出口国，而计算机编程是上述那些内容在日趋网络化、数字化的背景下进行全球传播的主要渠道。美国媒体凭借多元化的网络和生产设备，在全球传播领域留下的印迹是显而易见的。2013年进入全球企业500强的企业中，有四家来自娱乐业，三家是美国公司（迪斯尼、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印证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pax-Americana）是网络化、数字化时代愈发凸显的一个趋势。这些公司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受益。鉴于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强大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美国或美国化的媒体及其内容以英语、译制或者本土化的形式在全球各地传播，并且更容易获得。媒体和文化产业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产值已超过1.3万亿，占全球GDP总额的7%以上。上述几家美国为主的媒体和娱乐公司显然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塑造者（UNCTAD 2008）。 　　美国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语是全球传播的主导语言。此外，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源于美国。该领域绝大多数的教科书和学术期刊都是由美国各家大学的相关学院编写出版的，英国紧随其后。其结果是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采用“美国范式”或称“现代化范式”，主导了媒体和传播领域的课程设置，教学和研究，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美国式自由主义的研究传统推崇量化的方法，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数据。但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和传播时，量化的方法却不能阐明他们所具有的颇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Sparks 2007）。 　　这类以量化为主导的‘珩政式”研究的“解毒剂”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性传统。后者侧重于探究媒体和传播产业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方式，并将其置于跨国的权力结构之中加以考察。然而，许多秉持批判传统的学者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局限，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位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阵营。依据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路构建的“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构成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它未能将以下事实考虑在内：中国（中苏分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印度（不结盟运动的奠基者）与上述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格格不入。 　　随着媒体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学者们开始讨论“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这部分地体现了学术界“逐渐纠正过于西方化的媒介研究所具有的自我吸纳的特性和狭隘性”的努力（Curran Park 2000：3）。自此以后，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呼吁拓展媒体研究的领域，使其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近年来，亚洲这一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媒体和传播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这也使得“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变得更为必要。随着亚洲一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的崛起，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学者也开始质疑：媒体产业和媒体研究的“全球”范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