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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播时代广播与受众 　　分众化是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显著特征。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占据整个市场。当大众传播进入分众传播时代，分众化的受众成为媒体争夺的起点和落点。作为“分众”的听众与广播媒体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听众作为传播活动的起点和落点，其转型期分众化特征对广播媒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广播面对分众化的听众如何更理性、自觉地进行传播，这是当代中国广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分众的市场变迁与广播理性诉求的回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传媒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从缺量市场走向过剩供给的市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和传播媒体传播能力的局限，广播电台数量少，节目不多，整个媒体的供给处于稀缺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播媒体也出现了迅速的发展，广播电台数量从1985年的213家以每年100家的速度增加猛增到1997年的1363家。1997年后由于“两办”37号文件下发，县市电台、电视台实行了撤并，广播电台绝对数量减少，但总播出时长和频率数量增长依然明显，到2011年我国广播电台频率数是2704套。[1]面临激烈竞争的广播电台，在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中，向收听率高的节目形态和频率资源倾斜，很快就出现了过剩供给，同质化节目比比皆是。为了迎合听众，频率和节目不断变脸，稳定的频率和栏目形象难觅踪影。 　　在分众市场到来的过程中，传受关系出现了变化，传者不得不以受者的多元化需求为中心，抓住听众，占有市场。当传者完全被动地以受者为中心，为追求收听率，出现过剩供给时，就会出现传受距离和空间错位与失当。传者会出现无底线地迎合，对题材选择和信息判断评述失去应有的判断力；而对受者来说，使他们盲从的或非理性的需求得以满足。这种传受关系带来的媒体与受众间互动的变化，表面上看是传受距离拉近，短期内收听率上升，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双方的抛离。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如果没有传者需要（need）给予的信息和受者想要（want）得到的信息相互对称的平衡式，其结果只能是受者在过剩满足中厌食，另寻新欢，传者在过剩供给中自焚。[2] 　　民生新闻在广播媒体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民生新闻自诞生之日就受到了媒体的追捧和受众的认可，一时间，各级地方电台都办起了民生新闻、民生节目。民生新闻以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本土新闻为主打，凭借轻松的表达、多样的形式和个性的包装受到了听众的喜爱。但是，随着听众对媒体心理期待的升值和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听众对民生新闻的态度从初期的无条件接受和欣赏逐渐变得苛刻和挑剔。部分电台的民生新闻为了抢占收听市场，或者追求猎奇的内容，或者追求夸张的表达，渐渐偏离了广播媒体的职业准则，引起了听众的反感，民生新闻节目一度走向了下坡路。 　　面对困境，一些民生新闻节目开始反思，回归到媒体的理性诉求和选择，思考如何把握民生新闻节目的“度”，节目的底线是什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正确的舆论导向、媒体的社会责任、方言在特定范围中的使用等等，在厘清这些问题后再去满足听众需求，成为更多广播媒体的理性选择。从无底线满足听众需求到广播媒体理性回归，是分众化竞争市场下媒体和受众互动的一个可喜变化。 　　二、受众需求分众化与传播价值多元化 　　分众来自社会分层，社会阶层的多层变迁，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使受众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成为一个丰富的存在。由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大众传媒的传播观念与价值也发生着改变，媒介在传播活动中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从单一的喉舌功能向大众传播的本体功能转化，政治功能、信息传播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都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关注受众和满足受众成为了媒体传播活动的基本理念和态度。“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过去那种短缺传播时代以‘传播者本位’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客观地、必然地要让位于以‘受众本位’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即把按照受众的需求来决定如何结构传播的内容、决定传播的形式作为传播业运作的第一法则。”[3]广播从党台本位到新闻信息本位再到听众本位，从普适的平民关怀向精英群体与多元化传播视角发展，听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广播媒体的变化。 　　网民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群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 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尽管网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却有着相似的特征和需求，广播与网络的结合成为这一最老电子媒体焕发青春必然选择。截至2009年，全国除西藏、甘肃外，29个省级广播电台、总台及123个地市级广播电台开办了网络广播业务，共有325套广播频率实现了网上广播，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银河台（CNBN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国际在线等。而2011年5月上线的新浪微电台、蜻蜓广播等新的广播与网络结合形式则受到众多年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