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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父子与古文经学兴起 　　摘要 文章梳理了刘氏父子的治经理念，重点分析了《别录》、《七略》编纂中发散出的古文经学思想，及蕴含的浓厚的古文经治学方略与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了刘氏父子在古文经学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别录 七略 经学理念 　　刘向、刘歆父子不仅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奠基者，而且是重要的经学家。他们亲历了西汉时期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拉开了今古文经之争的序幕。《别录》、《七略》是他们二十余年整理和编纂皇家藏书的结晶，记载了古典目录学创立的基本思想与程式，对此学者已有很多研究。但是，对于《别录》、《七略》所体现的经学理念的研究，学界除有零碎涉及外，尚缺系统论述。本文以此为立足点，梳理刘氏父子在《七略》、《别录》编纂中发散出的古文经学思想，肯定其在古文经学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就教学人。 　　1 刘氏父子与今古文经 　　继春秋末期王官之学衰落、学术下移这一转折之后，西汉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标志有二：一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将前代儒学所继承发扬的《诗》、《书》、《礼》、《易》之学重新推尊为官学――经学；二是发生在儒家内部的今古文经之争。今古文经之争的实质即是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争论的结果最终确立了古文经学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在这次思想文化变革过程中，刘氏父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刘氏父子都是西汉著名经学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刘向的曾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少弟，曾与申公同向荀子的学生浮丘伯受《诗》，后以诗传家。祖父刘辟强“亦好读《诗》，能属文”。刘向受《诗》学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刘向早年因“通达能属文辞”，被宣帝“奇其材”、“征更生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在石渠阁召集诸儒集会，“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天子亲临裁决。代表谷梁学派的是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辩论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在这次辩论会上，刘向作为谷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仅次于尹更始，位列第二。石渠阁会议之后，谷梁《春秋》及梁丘《易》、大小夏侯《书》增立为博士。刘向对《春秋》的研习并不限于谷梁学，而是打破学派、家法的藩篱，对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亦加以研习。如他在《说苑》、《新序》、《列女传》中大量引用《左传》之文，据章太炎考证，“次第其文，为之疏证，凡得三十余事”；在给元、成帝的奏疏及《说苑》中，多次以阴阳灾异解释《春秋》，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自然灾异“日食、地震、火灾、山陵崩”等与社会祸乱“弑君、亡国”等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灾异是由政治的过失、社会的动乱引起的。这正是刘向推崇董仲舒，承袭董氏春秋《公羊学》的案例。其实，刘向不仅精通《春秋》三传，对齐、鲁、韩、毛《诗》，欧阳、大小夏侯《书》，施、孟、梁丘《易》，后仓、大小戴《礼》等经书都有研习，且相当精通。难能可贵的是，在“汉人最重家法”的经学风气中，刘向能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对各种经说广泛涉猎，兼容并蓄，不拘师法、家法的门户之见，成就了一位经学通才。 　　刘歆自二十七岁始协助父亲编校皇家藏书，发现藏于秘府的古文经《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刘歆在研习过程中，“注意到书中有许多关于礼的论述，为《公羊》、《谷梁》及今文《礼经》所不载。”认为在阐释《春秋》经义方面，左氏《春秋》要比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价值更高。因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并“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对孔子作《春秋》只是“传闻之”，所以，公羊氏与谷梁氏“传闻之”的《春秋》传文和左氏“亲见之”的《春秋》传文相比较要逊色的多。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刘向、歆父子在中秘所收藏的古文写本经籍中，不仅看到了未立于学官的一系列“古文旧书”，如《左氏春秋传》、《礼古经》、《古文尚书》以及《周官》等，而且还看到了立于学官的经文的古文写本，即它们的祖本，并且已开始用上述两类古文写本校雠学官和民间的经文。比如用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文；用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用孔壁《孝经》校诸家所传。同时，刘向、歆父子在郎官经学活动中也接触到了《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等经的民间传授统绪，并对其在民间的流传情况皆了如指掌，甚至有所研究。在刘歆看来，这些经籍决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献，而且是已经流播于民间的用今文书写的经学，且经书文本、传记明显优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并且学有师承，《古文尚书》推胶东庸生，《左传》推赵人贯公，《逸礼》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