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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和他“教育救国” 　　编者按 2013年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出现一股前所未有的“重新发现卢作孚”热潮，卢作孚先生生前的观点，都被一一加以重新研究、探讨，乃至重新认识。这其中，卢作孚先生提出的“教育救国”理念成为这些研究中的热点，尤其是“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重视。为了进一步理解这句名言的深远含义，本刊特约记者贾晓明走访了卢作孚先生的长孙女、散文作家卢晓蓉女士和她的先生、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家炎教授，向他们两位请教关于卢作孚先生与教育之间的诸多话题。 　　贾晓明：请问在您的记忆里，时隔多年，您对祖父卢作孚先生的印象还非常清晰吗？ 　　卢晓蓉：我的父亲卢国维是祖父的长子，我1946年5月在重庆红岩村出生，是祖父第三代里排行最大的。祖父去世那一年59岁，我6岁。当时他在重庆，我在香港。祖父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才4岁多。在我心里，祖父（的印象）不是很完整，好在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的儿时记忆加上长辈们讲的往事，帮助我对祖父至今都保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印象。 　　贾晓明：在您的记忆里，卢作孚先生留给您的最多印象是什么？ 　　卢晓蓉：应该是疼爱吧。虽然祖父的观念和他的事业在当时都比较超前，但祖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这表现在他非常爱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和祖父母住在一起，饮食起居从不分开。我父亲卢国维1945年从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经过统一考核进入民生公司工作。两年后，公司派他和其他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到加拿大监造新船。母亲随后也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药剂学的研究生。祖父母把我留在身边照顾，直到1949年5月父母回到香港，祖父才把我带到他们身边。所以我在没记住父母的长相以前，最先记住的是祖父祖母的长相。小时候，只要祖父在家，我就缠着他。即使在外面玩，每过几分钟就要回去“找爷爷”，弄得祖母也没办法。每当我“找爷爷”的时候，祖父不管多忙，一定会放下手里的事把我抱起来。有时候，他在洗手间，我也拼命地叫他，他听到我的叫声，马上大声回答：“就来，就来”。 　　贾晓明：在您和祖父一起生活的几年里，卢作孚先生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卢晓蓉：是祖父的“笑”。记得当时我父亲卢国维随民生公司的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在加拿大监造了9艘世界一流客货轮。那时解放战争非常激烈，祖父担心新船毁于战火，便在香港也成立民生公司，经营这些新船（其中两艘先行开回了长江）和其他几艘海轮，父亲因为要负责香港民生公司的技术工作，也暂时留在香港。祖父为了让我和父母团圆，带我从重庆乘飞机到广州，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晏阳初和蒋梦麟两位长辈。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那时的飞机小，飞得很低，颠簸得很厉害，大人们都因晕机而恶心呕吐，我却感到非常新鲜，在飞机上东瞅瞅西看看，高兴地走来走去。祖父见我玩得开心，也暂时忘却了旅途的疲惫和不适。晏阳初先生对祖父开玩笑说：“以后坐飞机，你都把晓蓉带上，省得你头晕目眩。”祖父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当时祖父的笑容，让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祖父的“笑”，我也记忆很深。当时祖父在香港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几次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主持民生公司海外船舶的营运和北归事宜。他平时住在招待所，有空就来家看父母和我，还带我上船参加员工的婚礼或娱乐活动。有时他去公司开会，也带着我。前些年听民生公司的前辈讲，我曾跑到祖父正讲话的台子上，他也不管，还笑眯眯地看着我。有一天，祖父带我到公园的山道上散步，我很高兴，跑到他们一行人前头去了，结果迷了路，还把前面一个路人当成祖父，拼命去追赶，一边跑一边哭喊：“爷爷，爷爷，等等我！”一直跟着那个人跑出去很远。后来突然听见祖父着急叫我的声音，我才发现搞错了，于是顺着祖父的声音往回走，终于见到了祖父。祖父根本没有责备我什么，只是对着我高兴地笑了起来，我也对着他笑了起来，一笑就是半天，谁也不说话。 　　贾晓明：卢作孚先生“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这句名言，经常为人所提及。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卢先生这句教育名言的？ 　　严家炎：其实，对此卢作孚先生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曾说过，“是要从实际着手，先改造本身，然后一步一步地去改造社会，空谈空想，是不会达到目的的，非用精密的和十分的力量去干不可”。卢作孚先生的这种主张说明，他对长达数千年的我国封建专制之于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阻碍，有着深刻的理解。对此他曾著文谈到，造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弊端在于“中国人只有两重社会生活――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亲戚邻里朋友”。中国人“为了家庭，可以披星戴月，可以手胼足胝，可以蝇营狗苟，可以贪赃枉法，可以鼠窃狗偷，可以杀人越货。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亦可以牺牲了你自己”。这些现象导致“苟营家私，门阀攀比”、“麻木不仁，但求苟安”和“裙带关系，社会腐败”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