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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学佺和竟陵派渊源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雁泽，又号西峰居士，福建侯官人。他是晚明一位伟大的文人。他的诗文创作丰富而独具特色。上至当朝权臣，下至布衣之交，都对曹学佺的诗歌给予了肯定，如叶向高在《曹大理集叙》中称：“大理诗刻意三百篇，取材汉魏下及王右丛、韦苏州，其文则如韩昌黎所谓‘凿凿乎惟陈言之务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节纤以婉，其辞清冷而旷绝。”正如《明诗综》所言： “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唱和而能嚼然不滓 ，尤人所难。”① 　　曹学佺与竟陵派领袖人物钟惺的直接交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当年曹学佺39岁）秋，钟惺及其弟自南京归。途经浔阳时，过访曹学佺，谈诗甚欢。《石仓诗稿·雪桂轩草》之《初秋浔阳客园，钟叔静见过，同郭卫邦、吴明远分赋，得“我”字》云：“纪游无俗韵，谈诗具风雅。嵇生懒已成，郢客和云寡。乐此新相知，浑然为故我。知君有归思，欲发犹未果。持将平生欢，信宿焉能写。”《隐秀轩诗集》五言古诗有诗歌《浔阳经曹能始庐下怀寄，兼贻梅子庾》，从中可以看出曹学佺非常欣赏钟惺，并有相见恨晚之意。第二次是天启二年钟惺福建任督学时，常常与曹学佺在石仓园中诗酒唱和。学佺有诗歌《伯敬以石仓诗见枉作此答之》。第三次是天启三年钟惺自闽返楚，到家后寄给曹学佺一封书信，谭元春为此题了一首绝句怀以记之。曹学佺的《喜茂之至，有述》，诗云：“熟径任苔生，新亭随鸟下。露重畏萧晨，月至惜佳夜。理咏久寂寥，闻蝉日消化。丘壑喜独存，簪缨悔迟罢。”通过这首诗，王夫之总结曹学佺诗歌：“幽细狷洁，或疑石仓诗颇为竟陵镐矢者在此。乃其端重有局度，自然君子之章，竟陵不得而借也。石仓气幽，竟陵情幽，情幽者暧昧而已。竟陵外矜孤孑，中实俗混，鄙夫之患，往往不能自禁。”可见，曹学佺的诗歌受到竟陵派的影响。 　　钟惺刊刻《诗归》一方面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李攀龙等后七子的“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追求自己的“厚” “深”的文学主张。在刊刻过程中，曹学佺提出了宝贵意见。曹学佺在《石仓十二代诗选·唐诗选序》中明确提出：予友钟伯敬之《诗归》，予又病其学李卓吾，卓吾之评史则可，伯敬评诗则不可；评史者欲其尽，评诗者不欲其尽也。曹学佺认为诗歌讲究韵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好尽则违背了诗歌的艺术本质。曹学佺提出的这一见解是非常中肯的。钟惺在《隐秀轩集》文往集之《与高孩之观察》中引曹学佺之说曰：“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未免有痕；又言诗归一书，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钟惺刊刻《诗归》时都作了解释。钟惺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作序，序中指出：取能始之慧心，不难于作，其博识，亦不难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为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辞从吾心手，而事辞之出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尽出其面目，以让能始为述者也；能始有所不敢尽出其心手，以让古人为作者也。理者相生，权实相驭，是为难耳。钟惺的序充分肯定了曹学佺的著述之精神与自己的观点是一样的，可以说是钟惺倡导理论的具体实践。自钟惺到福建后，一直为曹学佺的才学所折服。在给谭元春的信中多次探讨曹学佺的诗歌特色。《隐秀轩集》文往集之《与谭友夏》曰：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近日诗文有浅率之病。”钟惺作为竟陵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理论很多都得益于曹学佺。 　　钟惺和谭元春不仅和曹学佺直接交往，而且广泛地和以曹学佺为中心的闽地诗坛人物交往，从而大大扩大了竟陵派诗歌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林古度和商家梅诗风转变上。林古度和商家梅都是福建人，很早就得到曹学佺的欣赏。先看曹学佺对林古度的影响。曹学佺和林古度“发三山，来健康，上匡庐，观瀑布，游阳羡，探善卷、玉女之奇”。（王士禛《林茂之诗选序》）可以说正是在南京的这一年，林古度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参加了诸多社集，基本上都是和曹学佺在一起，或者曹学佺周围的友人如吴兆、臧懋循、柳应芳、梅蕃祚和胡宗仁等，还和曹学佺一起，与袁宏道有过交往。曹学佺诗歌中都有记载如《石仓诗稿·芝社集》有诗歌《琼河夜泛至鼓崎，舟中限韵，刻烛成五言绝句十首，同吴非熊、谢耳伯、徐兴公、林茂之同赋》，《荷亭小集，同吴非熊、谢耳伯、周方叔、王相如、徐兴公、林子真、林茂之诸子分赋五言古体，得“筵”字》，《石仓文稿》卷三有诗歌《游天柱山记》云：“癸卯冬日，同林茂之出长泰南门渡河，中路有溪，天柱之水出焉……”等。 　　由于曹学佺的提携和引荐，林古度在文人圈子里颇有名气。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十七指出，曹学佺的诗歌“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王士禛还在《渔洋诗话》中摘了林古度诗歌如《入白门》《浔阳别曹汝载》等，认为“刻意六朝，未染楚派”。这里的楚派也就是指竟陵派和公安派等楚地作家群。但是自万历己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