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纠现代化.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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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纠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纠偏现代化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40周年,40年间,向西方工业文明学习仍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这条线索,可以追述两三百年。   今天的中国,和与西方现代文明相遇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纠偏作用的一些思想,其价值已经被重新发现。在中国,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一种生活上、实践中的要求,文化“先知”们的预见性,不再停留于思想的力量,而是已经开始转化为社会行动。   日前,《南风窗》就此专访了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张国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看似保守主义的内容,可以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保守主义思想联手,一起纠正现代性中与人类根本利益相悖的弊端。   就未来的继续开放而言,他主张一种“有干预的开放主义”。 两种开放状态   南风窗:开放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尤其是在已经全球化的今天。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开放和国家的强盛、文明的繁荣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张国刚:文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内生性条件和外源性条件。   春秋战国是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由于竞争,各家争相提出对未来社会方案的看法。当时齐国还有稷下学宫,专门给学者们探讨问题提供一个环境。春秋战国之繁荣,其条件就是内生性的。汉朝来了一次“文艺复兴”,重建被项羽一把火毁去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内生性的要求―大一统帝国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大一统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独尊儒术”。   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一般是内生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相辅相成。唐朝很开放,文化发展就有很多外源性因素,比如佛教的传入,诗歌、语言、文学、艺术、绘画、思想理论等等,都受到深远的影响;同时唐朝又有一个强大的内生性因素―南北融合与科举制度,作为文化繁荣的推力。   开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异质文化,就是异国情调,比如饮食、服饰。唐朝就兼容了吐蕃、中亚等许多异国情调。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和外部文明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异国情调,直到最近两三百年。   另一种则体现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这是前后序列的差别。1776年发生了三件事,亚当斯密《国富论》正式出版、瓦特的蒸汽机获得发明专利,还有美国独立。我们那时是康乾盛世,但相比起来,主要已经不是异质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阶段不同了,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   前后序列差别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西方的现代性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新阶段,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它确实处在一个更先进的序列,我们承认这一点,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发展主要就受到外源性因素的推动。   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说开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正面的,它让文明变得丰富多彩,不断升级。   南风窗:您区分了开放过程中异质文化和前后序列差别这两种不同的影响方式。近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说的开放主要是后者,是对西方建立的工业文明的学习和效仿。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被动的,早期是在血与火面前不得不开放。所以,近代以前和近代以降中国文明的开放,应该说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张国刚:对。三代、汉唐时期的文化开放,以及物质上的互通有无,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尤其是汉唐与外部的精神文化交流,中国人有很大的选择权,是主动去吸收和消化,被动适应的情况几乎没有。甚至从万历到乾隆,我们都还是主动的,这个阶段有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华,但中国的选择性很强,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来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主动的选择性,康熙皇帝就和罗马教皇发生过一次冲突。   罗马教廷派传教士来华,要求中国教徒不能祭祖祭孔,要把自己的文化?酥救サ簟<雷婕揽资谴又泄?文化的核心中引申出来的精神家园安顿方式,但教皇说你的精神家园只能安在上帝身上,不能安在中国的文化、家国情怀和仁义礼智信这套体系里面。在华传教士认为这种要求不合适,提出反对意见,中国的普通教徒,江西的、福建的,也写信给教廷希望收回成命。但教廷不干,原因除了知识障蔽,还有利益障蔽。除了无知,还有无耻―我赞成用这个词。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是孤立的,是西方宗教利益争夺的一个表现。大航海的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用所谓“保教权”瓜分了世界,所有到东方的传教士都要从里斯本上岸,去获得葡萄牙政府的允许。到了17世纪,葡萄牙已经不太强大了,教皇就想把保教权拿回来,自己派代表去中国传教,那他就必须找葡萄牙人的茬。为了排挤葡萄牙,就和法国联合起来,拿中国的传教事业来做牺牲品,说葡萄牙承认中国人的习惯风俗,给了中国教徒太多文化上的保留。他们把祭祖、祭孔指为迷信,是偶像崇拜。 桌子和香案,同一个东西,但描述不同差别就很大,这关系到看待中国时是不是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当时意大利人卫匡国就专门到罗马去说明这不是迷信,这就是对贤人的尊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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