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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小学“托管”问题思考 　　【摘 要】在社会转型中，由于社会流动需求、城市家庭职责社会性外化和家长需求，城市小学“托管班”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目前托管市场性质界定模糊，存在“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等诸多问题和隐患，导致办学质量良莠不齐。因此，有必要在以教育社会学视角审视“托管班”的显功能和潜功能的积极社会意义的同时，探求提高其服务水平的对策，建立政府监督、管理机制，鼓励和支持学校、社区组织力量开办托管教育，以使城市小学“托管班”良性、规范化发展。 　　【关键词】小学生托管 对策 教育社会学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生活压力之大，生活节奏之快。许多父母因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吃饭、午休、按时接送上下学以及课业辅导。尤其在城市地区，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在带来高集聚性、互通性的优势资源的同时，另一方面这种“高效率、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全因素，诸如交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使许多城市父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父母对孩子放学后或寒暑假里的人身安全、食宿、课业辅导等问题心生担忧。于是，一个专门负责低龄儿童课后临时看管的新兴行业――“托管班”便应运而生了。 　　“托管班”也称“小饭桌”，主要指托管机构有针对性地面向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家庭，专门负责接送学生上下学、照顾学生中晚餐和午休，并进行作业辅导、陪伴孩子游戏，为中小学学生集中提供安全、健康的课后教育活动场所。[1] 目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托管服务：一是由私人开办在居民小区内的专营性托管；二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或家政公司兼营的托管班；三是个别学校和青少年活动机构，利用自有的场地，临时照看学生。[2] 家长依据需要可选择午间托管、全日托或假期托，收费根据服务类型不同和托管机构软硬件水平的差异一般由上百到上千元不等。 　　“托管班”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家长在孩子放学后接送、看管和辅导的职责，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教育机构，一方面满足了部分家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无疑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在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过程中对“教育空白”的有益补充，弥补了学校及家庭教育的不足，担负了一定社会教育的职责。因此，有必要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审视托管班火爆的原因及其社会功能，针对托管班实际存在的隐患和问题，探求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水平的对策，以使托管班良性、规范化发展。 　　一、社会转型冲击下“托管班”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1.宏观方面――社会流动的需求 　　“社会流动”是从动态角度用来描述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的整体时空范围内，从某一种社会位置向另一种社会位置转移的现象，一般从方向性上分为两种主要的流动形式：一是指从地位、职业或阶级的下层向上层或者从上层向下层的垂直流动，二是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或阶层内的横向流动。[3] 　　社会分层的客观现实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流动具有社会普遍性。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信息化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已成为衡量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个体通过教育获得文化技术等资源，是实现在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职业领域的地位转换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越多者越有机会获得更多优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参与竞争并取得优势社会地位的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像索罗金在其著作《 社会流动 》一书中所描述的，“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已然成为个体改变命运、求得发展并促进社会良性流动的重要因素。 　　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流动基本呈平稳水平。但随着社会竞争日益强烈，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许多家长在自感危机与压力的同时“见缝插针”般送孩子参加各种托管班，期望孩子在自己暂时无暇照顾到的时间里也能得到充分的优质的教育和辅导，以达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的。 　　2.中观方面――城市家庭职责的社会性外化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年的36.22%，到2011年达51.27%，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4] 城市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将人力、能源、信息等社会资源高度集聚，并通过流畅的互通合作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节省资本，以追求最大化利益。新世纪的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大不相同，比如结婚礼仪有专门的婚庆所，酒店承办各种宴会，家政公司分担家务，养老院赡养老人，照顾病人有专门的护工，托管班代管小孩等。这些服务性生产逐渐成了产业中心的主要部分，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较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