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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定点医院医疗费用控制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新农合定点医院的医疗费用呈现出不合理的增长趋势，这无疑给政府和看病农民带来一定费用支出压力。在对新农合定点医院医疗费用控制经验的研究中发现，广西那坡县适时调整农民缴费比例、变更定点医院住院报销比、建立门诊“总额预算”控费机制、实行三联单转诊形式以及创新新农合定点医院监管体制等举措效果明显。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看病负担，也增进了那坡县新农合制度的群众融入性，值得借鉴和推广。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新农合；定点医院；医疗费用；广西那坡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3-0062-05 　　一、引言 　　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曾一度被世界银行和国际卫生组织称之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S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解体。为了保障农民群体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国家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试点和推广。具有政府补助性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发展成为一项针对农民的、具有国家公办性质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随着新农合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扩大，农村的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突飞猛进。被纳入新农合制度范围的定点医院是农民进行医疗服务消费的最主要构成单位，是参合农民看病后可以进行报销的指定医疗服务机构。截止到2014年，农村的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已经达到1247.44亿元，是2004年的4倍多[1]。在地方也是一样，2014年广西百色市那坡县在达到了99.88%的高参合率的同时，其医疗卫生费用也不断攀升。2014年，那坡县累计住院总费用就达到6802.52万元，比2013年同期增加2240.54万元，增长49.11%；次均住院费用也高达2972.61元[2]。高额的医疗费用不但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可见，控制新农合定点医院的医疗费用迫在眉睫。 　　二、文献回顾 　　（一）基于医疗费用增长的研究 　　由于医疗保险与其他保险制度相比具有特殊性，医疗保险除了涉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参保人之外还必须要涉及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阿罗（Arrow，1963）就系统地论证了医疗服务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假设[3]。同时医疗保险领域中存在的道德风险也会造成医疗费用的上升。斯坦诺（Stano，1987）提出，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医生在对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时会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从而会过度地引导病人的医疗服务需求[4]。美国学者弗兰德和斯坦诺（2004）提出，在医疗服务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医疗服务提供者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造成“供给诱导需求”的现象在医疗保险领域发生。这就会造成具有信息优势的医院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诱导病人过度消费，从而造成医疗服务费用的增加[5]。Martin Feldstein（2009）通过对美国医疗市场的分析，提出医疗道德风险会造成不同种类的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加，从而人为地加大病人的医疗负担[6]。新农合背景下，张广科（2008）提出医疗服务的供方道德风险也会造成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加，从而严重影响新农合制度的支撑能力[7]。新农合定点医院是参合农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最主要单位，所以新农合医疗费用也主要产生在这些机构。新农合制度实施后，制度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村、镇、县三级基层定点医院数量不断增多。但是这些在市场经济背景中建立的定点医院，其趋利理念并没有完全根除，这往往会造成医疗服务供方的不合理用药和收费，从而人为地抬升医疗费用。 　　（二）基于医疗费用控制的研究 　　为了减少由于过度医疗而造成的医疗费用增加，美国在其1983年的卫生计划中引入了耶鲁大学Fetter教授和Thompson教授提出的医疗服务预付制制度[8]。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先把疾病诊断事项进行分类，提前评估各项服务价格，然后病人提前预付给医疗服务机构。其好处是可以减少医疗保障领域的事前道德风险。为了减少医院或者医生为了自身利益而诱导病人消费，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瑟芬?纽霍斯（Joseph?Newhouse）提出了医疗服务供方费用负责制的好处；或者是医疗服务需求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医院或者保险公司）共同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它们都会减少由于诱导需求而增加的医疗服务费用[9]。由于引起新农合医疗费用上涨的原因有很多，国内学者早就发现新农合的医疗费用控制是一个难题。赵曼、吕国营（2007）就提出建立医疗服务供方声誉和监督机制是整个医改的核心举措，对于控制医疗供方道德风险，降低医疗费用不合理增加意义深远[10]。郭有德（2011）对医疗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提出建立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费用控制激励机制会更有利于实现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