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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外交官讲述中国故事 　　车兆和，1982年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他先后在菲律宾、美国、以色列、土耳其、南非、韩国工作，是文化外交领域的专家。面对《小康》记者，他谈起了自己35年来工作中的各种故事和自己总结的经验。 中国论文网 /6/viewhtm　　 　　“我当时所乘的航班上大多是中国人。”作为1989年后，文化部第一批外派常驻人员之一，车兆和当时被派往我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二秘，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经旧金山入境。当时的情景，他铭记于心。 　　飞机上大部分是到美国看望留学生的家长。家长们为孩子带了许多吃的东西，有方便面、火腿肠、木耳、蘑菇、黄花菜、玉米面，等等。有些东西是美国海关禁止带入境的，因此所有行李都要打开检查。当时美国的海关人员对中国人非常粗鲁，高声呼喝，还推推搡搡。 　　车兆和看不下去，就走过去对海关人员说这些中国人不懂英语，需不需要他的帮助。这让海关人员很不耐烦，就要检查车兆和的护照。车兆和拿出一本“红皮护照”交给他，那位海关人员凶狠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笑容可掬，“先生，您请走这边。”他指着“外交人员通道”说道。 　　车兆和大声地说：“请对待他们好一些，他们不懂英语。” 　　当车兆和转身离开，他听到那位海关人员对同事说：“今天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外交官。” 　　“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当时，我们国家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在面对西方国家时是非常弱势的。车兆和说当时在国外推广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远比现在要难得多。然而就是当时的种种困难，使他格外珍爱这本二秘“红皮护照”。“就是这本护照，让我坚定了在文化外交战线奋斗终生的决心。” 　　这一干就是35年。 　　“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外交一翼，搭台唱戏，服务大局，文明互鉴。”是车兆和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记事时所概括的，“也是不同时期我国对外交文化交流所遵循的原则”。 　　“外交一翼，尽显神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80年，我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先文艺后外交”指示，文化部配合外交大局，组派中国杂技团、中国京剧团、中央歌舞团等出国访问演出，同建交国家与非建交国家的艺术家和人民接触，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努力打破西方制裁与封锁，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中国政府曾7次组派艺术团，参加在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芬兰等国举行的第2届至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会’。起到了重要的‘开路先锋’的作用，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文革”期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也不乏“闪光点”，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车兆和说，“这一时期，因为国内外的因素，导致文化交流呈现‘少而精’的特点。”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全国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改革开发力度的态势。“对外文化交流要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于是出台了‘文经结合’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活动，推动经贸，引进外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据车兆和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美国回国，发现很多同事朋友辞职，“下海”经商，“这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生态，而在国外的工作，我们也开始努力开拓海外商业展演市场”。 　　到了21世纪，文化部贯彻十五大方针，制定了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四个服务’，为外交大局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统一大业服务，为文化事业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尤其是为文化自身的发展服务，这在之前是不能提的，也是不敢提的。其实无论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经贸服务，都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阶段性的方针政策，如果作为长期的方针政策是有失偏颇的，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所做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一种更高的视野与更大的格局来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也让我们对于世界其他文化更加理性、不断包容、互相借鉴。车兆和表示，“‘一带一路’跨越世界五大文明区域，相关国家60多个，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认真学习研究沿线国家的文化，找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切入点，打造沿线国家文化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必须做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2002年，车兆和读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国情咨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从遗传基因上说，我们黑人和白人99.9%是相同的。”这让车兆和感想颇多，“我当时就想，人类的基因99.9%都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