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县从农民拳民之路.docVIP

平原县从农民到拳民之路 　　持续的饥饿让华北大地上一向安分的农民恐慌起来。而官府的腐败、外族的欺凌、命运的糟践,生存的困境,一股脑地混杂在一起,使得这个民族最原始的本能情绪在他们身上突然爆发。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平原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离省会济南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110年前,朱红灯所领导的平原起义是被几乎所有的义和团书籍都大书特书过的。然而,当我们来到山东平原之后,却发现始终很难找到关于那段历史所应该留有的纪念或是痕迹。 　　我们所见到的平原县城,除了春天时常有的大风之外,一切都那么平静、迂缓,人们的表情里则显出和顺,这都很难跟一百多年前那些狂暴的情绪联系到一起。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899年的那个秋天开始,就在今天县政府的位置(原清朝县衙旧址),一位叫蒋楷的县令,连日里则是惴惴不安,因为一些村庄接连不断出现的乱子越来越无法控制了。 　　 　　风暴前的平静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开始,骚乱在山东省的各个地方蔓延。在鲁南地区,德国已经占领日照几月之久,冲突不断,长久积累下来的教案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在鲁西南,除了去年的大水在边境地区造成乱匪活动猖獗之外,一些对德国及其传教士的狂妄行为感到愤怒的群众,纷纷加入反抗洋教、教民的活动中来,他们被组织在一个叫“红拳”的武术团体之中,纵火、抢劫教民、攻击教堂。尤其济宁、嘉祥、曹州等地,民间云集响应、来势汹汹,被洋人和教民称之为死灰复燃的“大刀会”暴乱。 　　也是在这个时候,蒋楷来到鲁西北的平原县开始履行他的新职务――平原县令。在那个教案频发的时代,他或许会为平原县境内“并无西式教堂,教民不多”而感到欣慰,与鲁西南相比又无那么猖獗的盗匪,这些都是可以避免酿成大乱的有利条件。而事实也是,直到这年夏天之前,与外面的动乱纷纷相比,他的治下都还是那么的平静。 　　蒋楷上任的前几个月内,民间有过些小的冲突,也在这位知县宽容的手段下平息了。根据他后来在《平原拳匪纪事》一书中的记述,四月初,一位来自禹城的传教士写信向蒋楷控告,县内的一位武生张泽,将自己入教的侄子张安业打了,蒋楷因知张安业向来凶狠蛮横,为乡民不齿,也就没有理睬。后来,这位传教士坚持处理此事,蒋楷于是前去调查,发现损失根本不似教民所报的严重,遂由官府拿钱作出补偿。传教士又言县内另一位武生王志邦实为拳民首领,蒋楷于是将王的儿子叫来,嘱咐了一番道理,让他醒悟后,回去说给父亲。 　　也许在蒋楷所提及的案例之外,当日的平原还有另外的纠纷,但蒋楷在民教矛盾上的态度无疑已经是一清二楚了。这位曾在鲁西南地区为官,并经历过教案风波的知县,深知百姓以教案泄愤,而洋人反过来就以教案启衅。一旦教案一起,不仅不会给教民造成损害,反而会有更多的教堂在在事后建立起来。因而,蒋楷来到平原后,往往两不弹压,居间调节,未见有任何严厉的措施。他称自己办案,“官不笞一人,民不费一钱”。 　　然而,就在蒋楷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县内的纠纷,并且庆幸没有造成更大乱子的时候,不安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之中了。 　　 　　由农民到拳民 　　 　　1960年代,山东大学曾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调查。这些调查资料显示了义和团拳民的来源非常复杂,不仅有很多穷苦农民和雇农,也有大量富足殷实的人家。 　　尽管经济上他们的面貌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不对社会秩序构成大的威胁。一位山东知府曾说:“所习者多农家子弟、且有读书小康之家,并非尽无赖匪徒”。而明恩溥――这位当时还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则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中国农民:“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人属于老实一类,社会因此得以安宁。” 　　而在鲁西北,就是这样一些安分老实的人群,在1899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被命运逼到了极为艰难的境地。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黄河也一直是种威胁。1855年,黄河改道北行,在鲁西北洪水横流,民不聊生。乾隆年间的《平原县志》里记载了清初一百年里这里的自然灾害情况,平均三年就遇灾一次。在鲁西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里,农业生产完全依赖老天捉摸不透的脾气。 　　据《山东省志》记载:1898年秋,山东遭受特大洪灾,农历六、七月间,黄河在山东决溢10余处,44县遭受特大洪灾。对于这块长期处于灾难边缘的土地来说,那次大水无疑是火上浇油。 　　“大水之后的疾病流行,特别是霍乱的流行,使得以看病行医为其主要活动之一的神拳得到了一展才华的绝好机会。当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与这场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结合在起来时,它为民众运动的兴起、为人们要逃离现实苦难的愿望提供了滋生环境。而神拳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如果说是洪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环境产生了一种绝望和愤怒的话,那么不断增长的教会势力以及一些教民的不端行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