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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结构模式中寓含深层文化思想 　　摘要：李斯撰写的刻石文，采用的是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三句一节的作品六篇，三十六句的作品每篇六章，七十二句的作品每篇六段，所有作品均是每章六句，押韵也以六为基本单位。李斯刻石文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与秦朝的数字崇尚直接相关。秦朝以水德配六，李斯的这种观念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并把作为外部规范的以六为纪内化为作品的结构模式。李斯的刻石文法度森严，具有鲜明的法家特色，它主要不是体现于辞气，而是在结构模式方面显示出来。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以六为纪，同时以三句一节为基本的结构单元。这种结构原型可以追溯到《周易》本经和《诗经》。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沿袭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它和李斯的刻石文均成为碑铭作品的绝响。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李斯刻石文；以六为纪；法家风格；源流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秦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总共只有十五年。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他所作的刻石文是传世的秦代文学的主要作品。秦代刑罚酷烈，李斯又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亲自参与秦朝许多法令的制定和实施。由此而来，李斯刻石文与法家的关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称：“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泓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1]397刘勰以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文为例，把它定为“法家辞气，体乏泓润”，意谓这篇刻石文是法家辞气的载体，冷峻峭拔而缺少温润之气。这里虽然以泰山刻石为评论对象，实际上代表了刘勰对李斯所撰刻石文的总体看法。《文心雕龙?铭箴》篇又写道：“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矣。”[1]194这段话还是以泰山刻石文为评论对象，但是，所下的断语与《封禅》篇迥异。依照《封禅》篇的说法，这组刻石文体现的是法家辞气、缺乏温润之性。而依照《铭箴》篇的结论，秦朝虽然政治统治暴烈，这组刻石文却写得润泽温馨，与严酷的政治形成巨大的反差。刘勰本能地感觉到这组刻石文应当与秦代的以法为治、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但是，这组刻石文的辞气是否具有法家属性，刘勰未能准确地把握，因此，所给出的结论互相矛盾，无法圆通。那么，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是否与秦朝的以法为治、与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学案，有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果这组刻石文与秦朝的法治、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这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李斯刻石文结构模式的以六为纪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多次外出巡游，所到之处往往刻石纪功。现存秦代刻石文七篇，大多出自李斯之手，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峄山刻石文有徐铉重摹拓本，还见于宋章樵所辑《古文苑》卷一。对于秦代刻石及文字的流传情况，陆侃如、冯沅君二位先生有具体介绍。[2]132清人严可均所辑《全秦文》把七篇刻石文全都收录其中，并对个别作品有所辨析。他写道：“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邪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3]122严可均注意到七篇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的特点及差异。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流传下来的共七篇，其中六篇采用的是三句为韵的结构模式，也就是三句为一节，末句押尾韵。琅邪台刻石文属于例外，采用的是两句为韵的结构模式，也就是每两句为一节，末句押尾韵。李斯的七篇刻石文没有采用完全一致的结构模式，而是把三句一节的作品限定在六篇，剩馀一篇另作处理。他是把六作为表示极限的数字看待，否则，对刻石文不会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按常理而应该使七篇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保持一致。李斯所作的上述调遣透露出如下信息，六这个数字在李斯撰写的刻石文中具有特殊意义。 　　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秦刻石文共六篇，《史记?秦始皇本纪》首先著录的是泰山刻石文，司马贞称：“其词每三句为韵，凡十二韵。”[4]243泰山刻石文三十六句，绎山、之罘、之罘东观刻石也是三十六句。碣石刻石文现存二十七句，严可均称：“上脱九句，此颂三句为韵。”[3]122照此说法，碣石刻石文原本三十六句，后亡佚九句。李斯撰写的会稽刻石文采用的也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计二十四韵，七十二句。上述统计表明，李斯撰写的六篇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有五篇是三十六句，一篇七十二句，句子的数量均能被六整除，或是六六相乘之积，或是六六相乘之积的二倍，都与六存在密切关联。李斯对这六篇刻石文句子数量所作的调遣再次表明，六这个数字在刻石文中具有特殊意义，渗透的是以六为纪的理念，即把六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否则，如果不是精心地加以安排，六篇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各篇句子的总数不会出现皆能被六整除的格局。琅邪台刻石文七十二句，两句为一节，句子总数亦能被六整除。 　　以上通过数量统计，发现七篇刻石文的句数遵循的是以六为纪的准则。不过，这种量化统计带有抽象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