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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力之美” ——浅析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的文学性 周 枫 《 光明日报 》（ 2012年08月27日 ? 13 版） 图为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演出现场，由总政歌舞团歌唱家王宏伟（前右）和雷佳（前左）主演。 王小京摄 ????起源于西方的歌剧艺术形式，与中国文化体系进行有效嫁接，形成了颇具中国风范的民族歌剧。纵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和《江姐》等经典民族歌剧，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大都以文学为蓝本，比如《小二黑结婚》直接根据“山药蛋派”领军人物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小说所提供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思想境界、主题阐释，是这部歌剧得以诞生并取得成就的根基与源泉。这表明，“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不只是针对影视创作，而且对于歌剧这样的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今年6月，国家大剧院推出的首部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对此再次进行了有力的证明。 ????歌剧《运河谣》的演唱婉转动人，布景宏阔大气，给人以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刺激，充溢着美的享受。但是，这里的“美”是“力之美”，整部歌剧在故事上充满了张力。欣赏这部歌剧的过程，不是如运河水汩汩而流般悠然、舒缓，而是如同经历险滩和激流，有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剧本提供了支点。 ????《运河谣》在文学性上最为显著的体现是整场演出充满了悬念感。所谓“悬念”，指的是在欣赏戏剧、电影或其他文艺作品时，观众、读者对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很想知道又无从推知的关切和期待心理。它能吊人胃口，引人入胜，形成阅读或欣赏期待。这是文学创作的一则基本手段，作家通过文字在不断地制造“梦幻”，期间不断地设置各种可能性，使得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人物命运跌宕起伏，“释梦”不断地遭遇延时与推迟，“小梦幻”不断地推进、演变，形成“大梦幻”，到一定程度上才开始“解梦”，持续地解开谜团，让受众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心情得以释怀。 ????歌剧《运河谣》的悬念感主要集中在人物命运的走向上。江南书生秦啸生因上书揭发官吏贪污漕粮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只好逃难。期间与反抗大户人家强行纳妾的民间艺人水红莲相识。共同的命运让他们相恋。阴差阳错，秦啸生顶着水手李小管的身份，上了张水鹞的船。但张水鹞看上了水红莲，想占为己有。恰好在苏州码头，李小管曾经在这里留情，戏弄了女子关砚砚，害的她生下了孩子，哭瞎了双眼，等待她的是一死了之。张水鹞利用秦啸生和水红莲的善良，逼迫秦啸生以李小管的名义与关砚砚一起生活。在这个关口上，故事的悬疑出现了：这三个人的关系如何推进？ ????按照惯常的大团圆结局，秦啸生和水红莲要走到一起，问题是关砚砚这个角色如何处理。这是一个弱女子，在情感的道路上遭遇欺骗，以致家破人亡，是个悲剧性人物。鉴于秦啸生和水红莲的性格特征需求，他们又不能抛弃她而奔向个人的幸福。为了成就这两位的姻缘，可以让关砚砚不慎丧命，这样就能够给秦啸生和水红莲带着关砚砚的孩子走到一起提供充分的理由，又不至于损伤两个人物的正面形象。另外的一种设置是李小管浪子回头，追随而来，担负起照顾关砚砚母子两人的责任。如此一番，处于秦啸生和水红莲之间的“扣”就自然地解开了。那么，《运河谣》到底会选择怎样的方式来解开这个“扣”？故事一下子就变得摇曳多姿。所以，观众在欣赏优美唱段和宏大场景的同时，心一直是悬着的，紧随着故事推进的步骤，与情节的不断叠加一同经历时空的变迁。 ????但是，这两种设置都存在漏洞和瑕疵。前者俗套而不近人情，也有不厚道之嫌，情节上显得气短；后者则显得戏剧性过度，让人物一下子“立地成佛”，缺乏足够的情节铺垫和性格准备。在这个关节点上，《运河谣》的主创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张水鹞以向官府告发秦啸生为要挟，迫使水红莲与之成婚。水红莲无奈应允，但张水鹞不肯罢休，依然要去报官。水红莲决定让秦啸生带着关砚砚先行逃生，自己随后赶来。等到张水鹞领来衙役，发现人去楼空，就捆住水红莲，以她为诱饵，试图引来秦啸生回头营救。水红莲果敢地踢倒了船上的油灯，在烈焰燃烧中与客船同归于尽。最后一幕，秦啸生和关砚砚一起赶赴北京，誓言状告贪官直达九重。 ????《运河谣》打破了大团圆的传统模式，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人物命运不时地扣人心弦，它没有简单地满足受众的心理期望，而是采纳了悲剧的方式，让人物特别是水红莲的性格更加趋于饱满。她的爱充满了真挚与无畏，甚至是自我牺牲；同时，她更是怀着对他人的善良与同情，勇敢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物在文学形象上顿时立了起来。 ????“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沧海，见过桑田，见过离合悲欢。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善恶，见过生死，见过义薄云天。美丽的故事，在河上流传。南来北往，千帆万船，载着我们的诉说，将这美丽故事，代代流传。”这是《运河谣》的主题歌，如诗的语言，优美的旋律，文学性与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