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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 　　[内容摘要] 中国自由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张力与矛盾中,批判传统以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倡导自由民主以启智救世,苦心探索,呼号于世。但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致使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沦为空洞的口号,无法真正落实。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中国四代自由主义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从对传统的拒斥、疏离走向反省和认同,逐渐走上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新方向。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 键 词] 自由主义;严复;胡适;殷海光;林毓生;张灏;传统文化观。 　　[作者简介] 高 琼,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西安交通大学仲英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近代以降,中国遭受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接连挫败,政治、经济、军事受到全方位的巨大冲击与挑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奋而救亡图存,但屡遭失败,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几近丧失殆尽。灾难的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器物、制度层面深入到更根本的文化层面进行反思,“中国文化向何处去”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不同的回应方式与解决途径,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①三大思潮。其中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失败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弊端,主张援引西方思想资源以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提倡自由民主与反传统的并存从而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鲜明特征。但自由主义理论资源的缺乏和救亡现实的迫在眉睫使中国自由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导致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实践进程举步维艰。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严复、胡适、殷海光和林毓生、张灏等人在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进程的同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反思,使中国自由主义呈现出传统文化观的转变轨迹,逐渐从对传统的割裂、对立逐渐走向认同和沟通。 　　 　　一、严复的救亡求索与文化反思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创者,生逢近代中国开端之时,痛感中国民族危难的“深耻大辱”②和积弱不振之势,以救亡图强为目的,从寻找“病原”之“真”和“救时之道”③出发,深刻反思,著述警世,寻求出路。 　　对比西方,严复以达尔文的单线进化论衡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的文化、体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的枯木、病体,“不复能有树立之意”④,更遑论救亡图强,从而对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激烈批判。作为“治病”的途径,深谙西学的严复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科学正可以救时、救亡和富国,因此大讲西学。严复指出,西学的命脉,“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而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⑤,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⑥,故积极撰文译书,力倡西学。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强,必须大举学习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维新运动失败后,严复认识到“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系统译介《原富》《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著作,以使国人“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⑦,祛除蒙昧,开启民智,从更深的理论层面推进自由民主进程。 　　然而,自由民主在制度层面的尝试以辛亥革命的昙花一现而告失败,继而陷入更加黑暗的军阀混战,社会思想也日趋偏激。激变的时代环境和独特的人生际遇使严复不断在现实与理论层面进行双重反思,于生命的晚年日益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足以解救中国,而中国保持“国种特性”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因此逐渐由积极鼓吹学习西方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答案,指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⑧,而“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⑨,并“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⑩,更在遗嘱中指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11}。 　　与早年相比,严复对传统文化所作的深刻反省清晰可见,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者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现实的深刻反省,以及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接引自由民主资源的尝试。诚然,严复的反思是初步的,并几乎淹没于时代激越的洪流中,但与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密切相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12}。 　　 　　二、胡适的“全盘西化”与“文化重建”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自由主义第二代也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面对革命变革的交替、新旧问题的交织、东西文化的激荡、自由民主之理念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胡适自觉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救国人之弊和世乱之亟。 　　与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