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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摘要：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　价值取向　公众　政府 　　 　　一、导言 　　 　　上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美国考古学界注意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源(Historical Resource)正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是被彻底摧毁的威胁。考古学家一方面游说政府，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和范围，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介入历史资源保护的过程中。同样是在60年代，“新考古学”的出现标志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也进到一个全新时期，作为“新考古学”倡导者之一的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指出：“考古学家的视野应当抛弃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将文化看作是一批典型物质遗存的集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超肌体的适应方式。当考古学与其存在的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时候，考古学不仅仅存在于纯粹的学术领域，更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架构之下，这正是克拉克(David L.Clarke)说所的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Archaeology：The Loss of Innocence)。 　　当考古学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来进行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保护，成为考古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Charles McGimsey)在1972年出版的《公共考古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的理念，并探讨了考古学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不同社会元素之间通过协作方式保护历史资源的构想。换言之，公共考古学区别于传统考古学的关键，是学者们开始尝试在考古学科之外研究考古学及其存在的价值。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实践，公共考古学所倡导的公众、政府和考古学家通过合作来保护历史资源的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同。 　　近年来，中国在保护历史资源的工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各界对于考古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也给予了热切关注。但是公共考古学在中国尚属于一个有待建设的系统工程，还缺乏相应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公共考古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由此而造成公共考古学的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界定。梳理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理论脉络和实践经验，既可以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研究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又在平衡公众与政府两者在考古研究和历史资源保护的角色分工等问题上提供新的视角。 　　 　　二、公共考古学与“公共”的含义 　　 　　公共考古学的定义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目标、范围及方法论还没有得到考古学家的一致认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明确“公共”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公共考古学的理念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提出，但他并未给出明确的公共考古定义。他认为：“这里并没有所谓的‘个人考古学’(Private Archaeology)，而且任何人也不能够威胁(endanger)或破坏(destroy)民众了解人类过去的公共权利(public rights to knowl-edge)。”英国学者Tim Schadla-Hall指出，公共考古学是“考古活动中任何与公众有互动或者有可能存在与公众互动的领域。”在《公共考古学》期刊的创刊号中，英国学者NealAscherson进一步指出公共考古学关注的是，“当考古学不再只是存在于单纯的学术领域，而是与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政治和伦理等领域不断的发生冲突中产生的问题”。上述定义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范畴，即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不仅仅是考古学家，还包括了其他众多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会团体，甚至是民众本身。换句话说，即“公共”一词中究竟涵盖了何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为何要参与到考古活动中?利益相关者与考古学家的关系究竟如何?考古学家在考古活动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公共”(Public)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基本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公共”与“私人”(Private)这一对概念的区分是构建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西方理论界主要采用以下两种划分“公共／私人”的基本模式：国家一市场模式和政治共同体－公民模式。 　　国家－市场模式的哲学基础为功利论自由主义(utilitarian Liberalism)。公共和私人的区别常常对应着政府(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