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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再出发路径 　　诺贝尔文学奖，是关于行进中的世界文学的一种历史叙述。它通过对杰出作家的认定，不断书写着以文学方式展开的人类文明创造史的年表。2012年10月11日，当这份已经延展了一个多世纪的表单，第一次写下一位中国籍作家的名字――莫言的时候，世界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将从此改变。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人类性贡献，以一种最为人所瞩目的方式，获得了世界的承认。这将推动中国文学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更加自信地在世界性的文学对话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百年来在世界与中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艰难而又执着求索的中国文学，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的起点。这个起点给予了中国一个新的契机。在这个起点上，中国人最需要冷静地思考和追问，需要在得奖的欢呼声中重新审视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自己对待它的态度，需要思考莫言的文学创作中所贯穿的文学的精神是什么？追问莫言所身处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所凝聚和积淀下来的现代价值核心是什么？并进一步寻找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发出世界性的中国声音的方式与路径。 　　一 　　长期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莫言获了奖，这个情结理应消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诺奖情结并非只是渴望获奖这样一个单纯的心愿，其中还包含着中国文学以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文学价值观去面对世界、与世界展开文学对话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是否能够体现世界性，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世界性，是展开这一讨论的逻辑起点。这首先就要面对诺奖的历史不足问题。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存在遗憾的。在一百多年里，它曾经错过了诸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不少获奖人的文学水准也存在较大争议。如何看待这些漏评与“错评”，需要冷静的思考。诺贝尔奖不是评判文学价值的绝对尺度。事实上，对于文学这种个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来说，永远不存在绝对的评判。任何具体的文学评价行为，都必然要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但文学却总是那样地丰富和多样。因此从根本上说，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不可能完美???遗憾是它的宿命，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因此，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不足，需要有一种宽容和心态和积极性的眼光。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价值与地位价值，不应从它的遗憾来评判，而是由它所发现那些杰出作家所确定的。否则，中国就可能在世界性的文学对话和交流中，在泼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获奖者地理的分布的不平衡，是人们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一个焦点。很简单的数学统计表明，西方作家占据了大多数，其中又以欧洲最集中，亚非国家少之又少，中国则在莫言之前一无所获。莫言已经获奖，这个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获奖人不论国籍，不管是不是斯堪的那维亚的人，只要是最值得获奖的人即可。”很多人认定，这是在向西方倾斜，显然违背了评奖应打破国籍的原则。毋庸置疑，一个由欧洲国家设立且只接纳西方主流语言为推荐材料的文学奖项，会让西方作家凭借其地缘和语言的便利，在评奖中占取更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必需看到，在缺乏全面、深入的文学研究的情况下，仅凭作家的身份（国籍和语种）来作推论，是一种非常武断的价值判断。值得反思的问题不在于这一判断本身，而是其中深层次存在着的文化思维与集体心理。它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国家认同，既以“出身论”来评判人的精神创造，又用“平均化”来抹煞人的精神创造的个体差异。它表面上呼唤文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呼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平等对话，实际上又否定了文学作为人类共通的精神创造的可能性。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地理分布，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学尤其如此。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中，西方作家占尽优势是事实，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创造深刻影响、推动甚至不断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样是的事实。在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思维与审美经验的交流、对话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中国文学在吸纳转化外来影响的同时，基于自身的传统与经验实现再创造并获得世界的认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地理分布争议背后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问题。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既然评奖由西方国家主持，就必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立场，植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并因此可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做出不利评价。譬如有学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所依据的美学标准、伦理原则也基本是按照那些文化强国所给出的传统和习惯做出评判的。这种推荐和评选的价值取向明显有利于欧美作家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其它地区的作家。这一点，在推荐材料使用的语言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它要求用瑞典语、 英语、 法语、 德语和拉丁语写成。”{1}围绕这个问题，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他在1913年以诗集《吉檀迦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