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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 　　1976年6月17日，方红生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大学前，父母为了激励他刻苦学习，便经常带他干农活。这让方红生从小就体会到当农民的辛劳，同时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1996年，他有幸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方红生学习十分勤奋刻苦；1998年，他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受到隆重表彰；2000年，他考上梦寐以求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2年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被研究生院张贴红榜予以表彰。正是以上两项荣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心，从而激励其坚定的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2003年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2005年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博士，2010年加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13年晋升为财政学教授。从踏足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始，方红生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攀越科研高峰的路途，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闪光的脚印。如今的他，在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 　　师恩难忘 　　从农村到科学殿堂，这样一条逆袭的轨迹背后深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唯有方红生自己能体会到，但他总是谦虚地归结为“自己很幸运”。幸运的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包括带他步入经济学殿堂――他的硕士生导师朱保华教授、胡景北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谈起自己的三位恩师，方红生满怀敬佩与感激。 　　“朱保华教授和胡景北教授是国内最早倡导使用国外原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经济学者之一”，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方红生开始研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动态最优化基础》。书籍的启蒙加上他后期的努力，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数理经济学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方红生特别喜欢看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论文，从中获得的灵感帮助他在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得这样的成绩，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他同朱教授亦师亦友，以至于在硕士毕业5年后还一起合作完成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性检验》一文（《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反响。此外，朱教授还毫无保留地经常向他提供重要数据和学习资料，令方红生感动不已。 　　如果说硕士阶段培养了方红生良好的数理功底的话，博士阶段则培养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识以及做经验研究的方法。“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军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着深厚的研究”。对于导师的培养，方红生在其专著《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后记中不无感激的写道：在博士3年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于能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如果张老师不在双周一次的的Workshop 上提出“缩长”之谜，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写出本书的第4章。如果张老师不将兴趣点转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会有与张老师一起合作完成本书第5章的机会。可以说，正是张军教授让方红生走上了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让他体味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乐趣。 　　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且还明确了要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组合。根据自己多年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方红生意识到，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非常有可能搭配的是非李嘉图政策，从而导致中国陷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螺旋。出于这种担心，方红生下定决心为中国政府构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他认为，理论框架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的方式来建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面对宏观经济不稳定，一个仁慈性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第二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采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尽可能的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 　　方红生首先通过梳理和评述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第一个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即一个仁慈性政府在正常时期下，一般应采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在非正常时期下，应采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其次，通过梳理和借鉴相关研究文献，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回答第二个基本问题的理论假说，即中国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