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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深思,不断前进 　　编者按：本文出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健文史社（学生团体）于约莫十年前对蒙默先生（1926-2015）的采访记录。采访中，蒙默先生回顾了其父蒙文通先生（1894-1968）的学术生涯以及蒙默先生自己的治学之路。这里征得天健文史社的同意，选载与蒙默先生治学相关的部分，以飨读者；个别字句有调整。采访、整理者牛敬飞、张颖是天健社成员，文中以“天健”称谓发问。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天健：您在《学记》中提到1957年后，您才“得侍先君讲座”，您能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及蒙先生在您求学过程中的影响吗？ 　　蒙默：我父亲他对我读书有这么一个看法，这个话好像是从孟子那里来的，“古人易子而教”，自己不教自己的儿子，要交给别人来教。什么道理呢，孟子讲，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就是你要求我我要求你，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你指责我我指责你，父子之间不能够来这一套。责善是朋友之道。朋友之间可以，父子之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易子而教。我读书，是父亲把我交给他的一个学生，叫李源澄，是他以前在成都国学院时候的学生。这个人跟着他开始是学经学，后来还到廖先生家里面去学经学。我父亲认为他的经学学得比较好，以后他又到苏州章先生那个国学讲习会里面学习。但是，章太炎先生是古文学家，廖季平先生是今文学家。我父亲在有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过，说章太炎先生曾经讲，听到说廖季平先生的学问是一回事情，看廖季平先生的书情况又不同，听廖季平先生的学生讲廖先生的东西好像又不同。（这个学生）就是指的李源澄。他（指蒙文通先生）说曾经有人向章先生讲，就说李源澄讲的东西跟你讲的不一样。他说章太炎先生“并不以为忤”，就是并不认为这样讲不对，很宽容。这也就是说李先生这个人学问是很好的。 　　李先生后来办了一个杂志叫作《论学》，是1937年，只办了半年，出了六期就没有再出了，抗战就开始了。他在无锡办的，我父亲当时是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书，还有文章在上面发表。他回成都过后，在川大教过，在浙江大学也教过，在云南大学也教过，临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勉仁学院也教过，那时梁漱溟在当院长。新中国成立过后就合并到西南师范学院里面去了，他就在西南师范学院当副教务长。 　　一般大家还是很推崇他。因为他教过我，我晓得他这个人的性格，很刚直，1957年就当了个右派。这个人很刚烈，受不了，1958年就死掉了，才四十八九岁。他曾经写过一本秦汉史，请钱穆先生为他作序。他送了我父亲一本，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那个序言我觉得写得很好。序中说李先生写了一本秦汉史，他（钱穆）以前在北大也教过秦汉史，有些看法他们两个是相合的，有些看法是他所不及的。他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大概是属于章实斋（章学诚）所谓的“圆而神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钱先生讲史学是尊崇章实斋，章实斋认为“圆而神”是最高的境界。他用“圆而神”来推崇李源澄先生这本秦汉史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所以李先生这个人学问是很好的。 　　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蒙文通先生）给我说，要看什么书啊，就去找李先生。那阵他才喊我看《国学通论》《诸子概论》这一类东西。因为我读中学嘛，不可能读原著，看不懂的。后来伍非百先生写了部书叫《中国古名家言》，他在南充办了个西山书院，就聘李源澄先生去。我父亲就喊我停学，跟李先生到西山书院去。李先生那时大概讲四书，讲经学概论吧，伍先生呢就讲墨子。伍先生讲墨学是很有名的，特别是讲墨经，就是古代逻辑学。我在那儿待了半年，李先生有些意见与伍先生不一致，所以李先生待了半年就走了，就到灌县灵岩寺，自己办了个灵岩书院。那时还有个傅平襄先生。李先生找傅先生跟他一起教。傅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南充师范学院教书，现在可能都还在，九十几了。这个先生讲文字学，我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教《诗经》，教《说文解字》，李先生就讲《礼记》《荀子》。这些书（内容）都是那么多，不可能讲完的，所以就是带有启发性的抽几篇来讲，其余的就让学生自己看。所以我真正读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父亲把我这样安排，还是他们搞经学那个路子。文字学要搞，经学也要搞。虽然我父亲听廖先生的话，不能把搞文字学当成一个专业来搞，但是要懂，因为不懂的话读古书不好读。所以要讲《说文解字》《诗经》。《诗经》主要是在训诂、名物这些方面。另外要讲《礼记》。在灵岩书院我也只读了半年也就没有再读了。因为我那阵人还是慢慢大一点了，在那个社会上啊还是要有一张文凭，要读大学。没有这张文凭在社会上立不住脚，不好找饭吃。我后头还是复学了。这是我又一次停学。我第一次停学是在北京读小学的时候。我那时还比较小，大概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小聪明吧，我读高小一年级的时候才9岁。后来10岁时我们迁到天津，我父亲就喊我不读了，那阵他就教我读四书，就要背。另外还喊我看《三国演义》，那阵也还勉勉强强看得懂。因为那阵读小学嘛，看着还是很有兴趣的。看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