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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资源视角创新型城市内在成长动力研究 　　摘要：选取上海市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成长的内在驱动因素主要靠创新财力资源，其次是创新知识资源，最后是创新人力资源；创新型城市成长有利于创新资源的积聚。提出了保持创新型城市持久成长动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成长动力；创新资源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4-0023-04 　　创新型城市是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城市，尽管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创新系统理论，但文献检索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英国学者Charles Landry所著《The Creative City》是国外最早研究创新型城市的专著，书中正式提出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并探讨了创新型城市的战略框架。Charles Landry指出创新型城市必须是具有开放思想、多样化、包容、独立个性、可达到、弹性及有活力的公共空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源于全球化倾向的本地化等特征[1]。 　　国内的研究要晚于国外，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指引下，一些城市的政府纷纷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设想，并列出了成为创新型城市的时间进度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创新型城市”建设热潮；在实践需要的推动下，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创新型城市的理论研究。 　　国内外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构成要素、评价、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等方面。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创新型城市形成机理的研究。马池顺、喻金田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和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并达到一定高度，使得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创新型城市的形成机制[2]。夏天借鉴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提出创新驱动阶段的进入条件，深入研究了创新驱动过程的规律，并就我国城市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战略路径进行了探讨。吴宇军、胡树华等将创新型城市主要分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驱动、开放创新驱动、“两型”示范驱动、体制机制创新驱动以及综合创新驱动等六类典型驱动模式[3]。 　　纵览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理论界对创新型城市成长动力机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未有系统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试图从城市创新资源的视角，探讨创新型城市的内在成长动力机制。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2012年4月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上海转型发展勇争先》，文中指出上海发展路径在变，紧紧依靠创新驱动，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海市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典范。基于此，本文选择上海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上海市1995～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1996～2011）和《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06～2011）。 　　2005年欧盟与联合研究中心提出了欧盟总体创新指数（SII），将指标分为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部分的五大类。谢科范等认为城市创新系统的投入要素分为人力、资本、技术三类，分别选取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RD 投入经费和专利授权量三项指标，将城市创新的产出划分为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和城市环境创新三个层面，并分别选取新产品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三项指标[5]。邵云飞等选取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支出作为城市创新投入指标，选取科技成果数、发明专利申请量、高科技产业总产值作为城市创新产出指标[6]。徐兰、方志耕认为区域创新体系的成果包括区域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三种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和高技术产业产值[7]。于晓宇、谢富纪将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作为投入要素，并选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民营企业技工贸总收入、成交技术合同金额等指标衡量城市创新成果[8]。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认为城市创新资源包括创新人力资源、创新财力资源、创新物力资源、创新知识资源，分别选取科技活动人员数、RD经费投入、科研机构数、专利授权量四个指标；选取GDP、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型城市成长的衡量指标。 　　结合本文收集的基本数据，选择因子分析、时间序列计量模型等方法进行分析。首先对GDP、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新产品销售收入三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提取公因子，将三个指标整合为创新型城市成长一个变量；然后对计量模型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模型估计，得到相关回归方程，最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深入分析。 　　二、实证研究 　　1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不稳定影响模型拟合效果，本文构建了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见式（1）。 　　3Granger因果关系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