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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称谓之争抑或法律观之争 　　摘要：目前中国法学界有关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称谓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虽然两者在“根据法律的”、“司法领域的”、“法律内在视角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等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但两者所持的法律观明显有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立场只能是“法律”的立场，而非“法学”的立场，有关方法称谓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法律观的争论，可见，“方法”称谓的争论所引发的是方法论的争论以及法律观的争论，由此，这场“方法”称谓的争论可能会催生出中国法学流派化的法学研究现象。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法学方法；法律方法；法律自足性；法律观；法学流派化 　　作者简介：王国龙（1976―），男，江西吉安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法理学在读博士生，从事法律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081-06收稿日期：2008-03-17 　　 　　在中国法学学科论中，如果说法学作为一级学科，那么作为二级学科的法学理论以及法学理论下的各三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较为混乱的现象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到“法理学”名称的变更，从法哲学与法理学、法理论的称谓之争到法学研究方法论、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的称谓之争，这一切无不表现了中国理论法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相对混乱的一面。透过这些混乱，一个更为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理论法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并没有属于自己一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立场。正是因为在一种没有根基的研究状态下，那些被拿来的建立在异域学术传统基础之上的错综复杂的西方法学，其间任何有关法律智慧的言说在被直接拿来进行法律叙事时都可能存在着重叠甚至错位的学术交流，由此必然带来学科身份的称谓之争。可见，一场错综复杂的中国理论法学学科论的称谓之争必然伴随其发展的每一步。具体到当前的法学研究方法、法学方法、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等称谓之争，正如人们所评价的那样：“关于法律方法（论）或法学方法（论）出现的理论争鸣，一方面，这反映出学界在接受和吸纳国外相关法学知识与资源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在一个法治欠发达的国家谈方法，在一个方法论传统本就匮乏的国度建设法治，难免要面临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若干困惑。”[1] 　　 　　一、“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称谓之争所针对的问题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律应用问题尤其是司法领域中有关法律应用方法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四个基本的学术概念必须加以厘清，即法学研究方法、法学方法、法律技术和法律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于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学方法、法律方法、法律技术之间的区别已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是指法学研究当中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法律的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等多元的方法[2]。这一基本的共识在我国《法理学》教材中体现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属于学科论讨论的范围，而法学方法、法律方法抑或法律技术则属于法律应用论讨论的范围。虽然学界仍然有许多人将法学方法与法学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但法学方法、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三个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还是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即三者都是立足于司法领域的具体法律应用方法，都是“根据法律的”、“司法领域的”、“法律内在视角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方法。例如有人将法学方法界定为法律人将既存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正当法律决定的过程中所使用或遵循的方法，法学方法的主体是法律人，所依据的是法律规范，是围绕着法律人工作的性质和过程展开的[3]。有人将法律技术界定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实践技能，是法官对于法律问题予以处理时的手段和方法[4]。有人将法律方法界定为司法领域中法官具体应用法律的方法，它不仅着力于实现既有正确的法律而且还效命于正确地发现新的法律[1]。从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语用习惯来看，使用法学方法或法律方法称谓的占主流，而使用法律技术称谓的主要是以胡玉鸿、严存生等学者为代表①。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两者之间称谓的差异从立足于各自的词源和中国语境的称谓习惯上，人们也有各自“正当性”的论述。尤其有意思的是，有些学者都立足于德国语境并采用了相似的知识梳理线索展开对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词源考察，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例如郑永流教授和王夏昊博士都考察了“Jurisprudenz”和“Rechtswissenschafts”两个词的源与流，但郑永流教授考察的结论是：“我认为，中文以采用法律方法和法律方法论表述为宜，其对应的德文是Juristische Methoden和Juristisch